卑微的大学，猥琐的出版社
——致武汉大学出版社
近日看到民国四君子（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的事迹，读后心里隐隐作痛。不论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多个领域风气之先的”胡适、还是“被称为是“老虎”、“大炮”的强势人物” 傅斯年、抑或是“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 梅贻琦……他们那种风骨嶙峋、刚正不阿的大师风范，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君子风范，在当今的中国，竟是浑然不见踪影，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则遍地是那些趋炎附势、贪得无厌、见风使舵、欺软怕硬、阴险狡诈、寡廉鲜耻、营营苟苟的官棍、政棍和学棍。
如此，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坠落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跟武汉大学出版社打交道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当初（即2014年9月），我发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侵权行为后，就通过北京首佳公证处，办理了相关的证据保全等公证事宜。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像二千多年前不屈不挠的屈原那样——面对漫漫长路，我上下求索。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试图来解决问题。
首先，是法律诉讼。其结果是，北京西城法院于2015年9月20日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武汉大学出版社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判令武汉大学出版社在《北京晨报》上，向我赔礼道歉。但遗憾的是，北京西城法院只对我的人身权做出了判决，却没有对我的财产权做出判决。法官的意思是，我可以另行起诉，专门就我的财产权问题起诉武汉大学出版社。
在快速做出一审判决后，北京西城法院的主审法官闻汉东又进行了一番深度调解。调解结果是，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就尚建国《上帝变脸》系列长篇小说（前五本，共150万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事宜继续进行合作。
武汉大学出版社表示，将对尚建国系列长篇小说《上帝变脸》（前五本）进行全方位包装宣传，落实专人对该书版式、纸张、封面设计等等方面进行精心策划和制作，力争将其打造成一部畅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向尚建国做出承诺，在出版《上帝变脸》（前五部）时，每本印刷数不低于两万册。
武汉大学出版社同时要求尚建国放弃上诉，放弃8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此事。双方就此达成谅解。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我居然不知道武汉大学出版社此举实际上是包藏着祸心，隐匿着阴谋。它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骨子里则是想把此事拖黄。其核心是，我的公证书的时效是两年，只要拖过了两年时间，我也就没法在法律上再次另行起诉武汉大学出版社，对武汉大学出版社主张我的财产权了。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这种谋略和计策，完全是一种下三滥的卑鄙伎俩。
至此，武汉大学出版社在我身上交替使用了多种手段，先是像强盗一样，对我的著作权进行掠夺和侵占；然后再是，如同一个心狠手辣的骗子那般，玩弄着种种欺骗与忽悠的方法，不择手段，挖空心思。
2016年下半年以来，我也曾经在北京找过相关的行业协会，反映过问题。那些专家上网看了种种相关材料后说，你这事已经超过两年了，法律路径已然堵死了。我们这些行业协会，又没有什么权威，更没有什么权力，根本啃不动武汉大学出版社这块“硬骨头”和“滚刀肉”。
法律上无能为力，行业协会方面又是谈虎色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权益（主要是财产权）难道只能望洋而兴叹，一筹莫展了？！
通过这件事，我深刻感受到了以武汉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一些官棍和学棍们的无耻与堕落。为了名利，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卑鄙得完全没有底线了，龌龊得完全没有边际了。他们倚仗着手中的一些社会资源和职务方便等等，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在当今的中国，真是拿他们毫无办法了吗？真是拿他们束手无策了吗？他们真的可以一直任性下去，堕落下去吗？
一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尚且如此，那么，还怎么去建设一个高度文明、昌盛、发达的国家呢？！
在我声讨和起诉武汉大学出版社的三年多时间里，包括《人民法院报》、《中华读书报》、《法制晚报》、《北京晨报》、《深圳晚报》、上海《青年报》等等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媒体，都先后给予过相应的报道和披露。对于事情最终的结果，有的记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和失望，说是像武汉大学出版社这种明目张胆的严重侵权行为，要是放在那些保护知识产权得力的国家，恐怕早就得关门歇业了。而在中国呢，侵权的成本低下得不可思议，侵权方有时候反倒成了爷爷，所以，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有些时候，竟是越来越猖獗，有恃无恐啊。
面对武汉大学出版社的顽劣、无耻和堕落，我的想法是四个字，死磕，血拼。我甚至都这样想过了，哪怕就是搭上我一条性命，也要维护我的权利，捍卫我的尊严。这一次，我不忍了。
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某一位头目（也是官棍）曾经不屑一顾地放言，你去告吧，我们一个堂堂的出版社还在乎这个？笑话。
武汉大学出版社可以在中国仗势欺人，随心所欲。难道说，就只能任凭它耍威风，呈英豪，而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民国四君子”（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梅贻琦），他们的美好和清雅，反衬得像武汉大学出版社这样一些所谓的“高、大、上”的机构，显得是多么地猥琐、卑微和恶劣啊。
看在武汉大学曾经是“民国四大名校”的份上，容我对它表达出一些怜悯和惋惜，怎么就混成了现如今这种江河日下的田地了呢？！
也恰逢在最近，曾经执掌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生杀大权的人物谢静宜死了（卒年约81岁）。
巧的是，“民国四君子”也曾经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校长。如果拿谢静宜跟他们比一下，那真是城门楼子对阵胯骨轴子啊。
当年，像谢静宜那样一个几近文盲的小姑娘，在大学校园里随便抓一个小妮子，都比她强。而偏偏是她一度成为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这恐怕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奇葩的现象之一。惠宪钧（原清华大学负责人）评价谢静宜说：“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也没什么特殊经历，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M送信的机要员……有M，她行，没有M，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
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会涌现出那么多的官棍、政棍和学棍呢，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今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只有鳞次栉比的大楼，却鲜有大师？鲜有君子呢？类似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那样的学者，几乎已经绝迹了，成为了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了。
还有什么比精神之死、文化之死、教育之死、风范之死、品德之死，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更令人肝肠寸断的？
与那些民国时期的大师们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大学校园里的那些官棍们、政棍们和学棍们，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句话，你们这些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造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败坏和崩落，但他们自己同时也是这个贪腐体系的产物和恶果。
（注，上述众多材料，都能在网络上搜索到媒体的报道信息。）——尚建国
来源：中华人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