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什么东西关进笼子——摘自长篇小说《纪晓岚和他的时代》

把什么东西关进笼子——摘自长篇小说《纪晓岚和他的时代》

“为君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已经得权，也就是获得了皇权的基础之上，又该如何保权，也就是如何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皇权呢？众所周知，这里面更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和刀光剑影。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那些反反复复一再上演的所谓的大肆杀戮功臣、乃至殃及无辜的，什么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的种种悲剧，往往就是在这一个时间段里表现得最为惨烈和血腥。

汉朝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在这方面的恶劣表现，可以说是达到了穷凶极恶、肆无忌惮、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即便是像乾隆这样的守成之君、有为之君，且又是依仗着自己的血统和平得到皇权的君主，在他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之后，为了保护和巩固他自己的皇位，乾隆也同样是曾经将一干亲王、贝勒、贝子或是赐死，或是关进宗人府。

为了集权，也就是为了强化皇权，乾隆的一生，干过许许多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譬如说，乾隆在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撤销了已经存在了155年的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

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一种满族旧俗，带有满族这个曾经的游牧民族的一些原始的民主思想的形态。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清代前期，满族宗王、八旗、贝勒等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一种制度。它又称作是“国议”，创建于皇太极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就是这么一个带有民主萌芽形态的“国议”，却在乾隆的手上给铲除和撤销了。

乾隆这么干的目的显而易见，实质上是在削弱“旗权”，也就是削弱旗人（满人）的权力，以便进一步强化他乾隆个人的皇权。

为了加强集权，摆脱所有那些来自于方方面面的监督制约，乾隆曾经不惜杀掉了向他提建储建议的秀才金从善；除此之外，还有，1786年弹劾权臣和珅家人刘全逾制不法的御史曹锡宝，1787年弹劾和珅亲信、直隶总督刘峨的通政司参议孟生蕙……等等官员，也都曾经受到过乾隆的严厉惩处。

此时，大清王朝的那些监察机构，形同虚设，皇帝的权力毫无制约，也就意味着，毫无纠错能力。人民的起义此伏彼起。

而事实上，乾隆在位期间，他对“朋党”一词尤为敏感，甚至已然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了。在乾隆看来，朋党的存在，往往会对他的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和伤害。不说别的，光是那种科甲朋党，就有好几种。一是师生之间形成的朋党；二是同年之间形成的朋党；三是同门之间形成的朋党……等等，不一而足。

就说当年吧，纪晓岚等人之所以会被纷纷投入大狱，后来，又遭到了流放发配，不就是因为他们被乾隆怀疑为是刘统勋的朋党势力而招致的灾祸吗？

纪晓岚他们还算是好的，轻的，他们那些人当时毕竟没有掉脑袋，没有被推到刑场上斩首。

而有些人，就没有纪晓岚他们那么幸运了。

譬如说，有些人就因为“朋党罪”而丢了小命。

乾隆对待官员们尚且如此严厉而残酷。

那么，乾隆对待百姓们呢，那就更不用说了。

乾隆在位期间，一方面是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对内则是实行了那种十分严苛的、且带有浓烈的奴役色彩的保甲制，禁止百姓自由迁徙，这无异于是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关进了笼子里。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完全失去了最起码的生机与活力，如同一团死水。这也是导致中国逐渐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以这么说吧，为了加强集权，也就是为了加强皇权，乾隆作为当时大清帝国的皇帝，那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全都用上了。于是，他也就把整个中国拖进了一个死胡同。

那么，跟乾隆同一个时代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是怎么做的呢？

华盛顿这个美国总统，可没有中国的皇帝乾隆那么大的权力，华盛顿比乾隆的权力要小多了。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总统权力还处处受到制约和监督。

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分，立法权归国会，行政权归总统，司法权归法院，这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三个部门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平衡的目的。

华盛顿曾经在他的演说中讲到，“把自己限制在各自的宪法范围内，避免在行使权力时，一个部门侵犯了其他部门的权力。”

这，就是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彼此分权、相互制衡的原则。1787年美国宪法的颁布，使美国确立起了联邦共和制的国家政体，体现了制约平衡、三权分立的原则，从而开创了全球范围内的共和政体的先例。

这也就是说，华盛顿作为一位美国总统，他仅仅只拥有三权分离当中的一项权力，即，行政权。至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他统统都不能染指和干涉。

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总统权力还时常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和批评。

咱们在这里来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吧。

当年，也就是在华盛顿第二任就职前十天，恰巧正好是华盛顿62岁生日。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举行了庆祝仪式，教堂每半小时会响起钟声，海湾舶船彩旗飘扬，美国两院成员和数百位公民在等待着华盛顿总统会见……

而这个时候，弗雷诺主编的《国民报》开始猛烈抨击这种君主式的生日闹剧，要求取消这种奢靡的生日活动。

后来，等到了华盛顿举行第二任总统就职仪式时，就连当时被怀疑为是推进君主制的汉密尔顿，也不赞成举行隆重的、有群众参加的第二任就职仪式，建议华盛顿总统只需在各部门的首长面前宣誓就职即可，这个时候，杰斐逊也表示同意。于是，华盛顿总统遂被限制在参议院的一个小房间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就算是完事了。

还有，作为美国总统的华盛顿，曾经有过一辆精致的专用马车，就是这，也受到了美国民主人士的非议和批评：“华盛顿总统并不反对在共和政体上装点君主制的色彩。”

不仅如此，华盛顿还时常会被舆论和报纸说成是“政治伪君子”、“政治老糊涂”、“傲漫的专制君主”，不是“国父”而是“后父”。
毋庸置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敢于大胆抨击和批评总统的人民，这才有了像华盛顿那样心胸坦荡的总统；正是因为有了高度民主权利意识的人民，这才造就了像华盛顿那样不敢侵犯人民权利的国家元首。

高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的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为了确保他的皇权不受到威胁和挑战，他不惜将官员和民众关进了笼子里。而与此同时呢，跟乾隆同一时代的美国总统华盛顿，则是通过立宪制和议会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和掌控，从而把权力关进了笼子里。

这，也就是“为君难”的第二个问题——难，就难在了保权上，也就是难在了如何保持皇权的这个问题上了。

那么，“为君难”的第三个问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在“得权”和“保权”的基础之上，又该如何“传权”，如何传承皇权呢？

这第三个问题，显得无比重要，弄得不好，就会酿出大祸。

来源：中华人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