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为何成了一些人自肥的“花样”

　　据中国政府网披露，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严厉查处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我听到反映，某个地方本来群众办一项手续需要到现场，交100元手续费。现在改革以后，人不用来了，直接发电子邮件，网上办理，但收费一下从100元涨到了500元。简直是匪夷所思！”总理说，“名义上说得很好听，‘不让群众跑断腿、磨破嘴’。结果呢？变本加厉多收钱！很多老百姓就说，咱宁愿多跑一趟，甚至多跑两三趟都行，车费也比这少得多呀！”

　　前两天，本报报道并评论了“公安机关不再开具18项证明”的新闻。乍一看该新闻，似乎令人点赞，认为这才是“方便百姓办事”，才是简政放权的应有之义；再一看，不对啊，公安局不开具这样的证明了，其他部门依然需要，公众咋办呢？现在要么到其他部门开，要么只能自己花钱开。对各种奇葩证明，公众的质疑和吐槽，不在于这些证明是在派出所、民政局还是在公证处开，而是觉得这些证明本就不应该存在！公安部门如此举措，显然算不上真正的简政放权。因此，在评论中，我们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一切改革的目的，都应该立足于让民众方便，而不是让管理部门方便。

　　不过，什么才是“让民众方便”呢？这个问题显然并不简单。其中，除了涉及公共服务观念的转变，还关系到现实利益的考量。或者换句话说，公共服务观念转变之难，正在于种种现实利益的“阻力”太大。就新闻中李克强总理要求严厉查处一些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的例子来说，通过改革，群众办手续只需网上办理，是不是更“方便”了呢？可以说是，但这种“方便”，却建立在相比以前多支付数倍费用的前提下。

　　这样一来，公众没有得到任何实惠，相关部门不用现场办公，事儿更少了，该收的钱却没少收甚至是“变本加厉多收”。如此简政放权的“花样”，问题出在了哪儿？

　　目前我们推动简政放权改革的逻辑，可以归于“限权”，而“限权”显然会充满利益博弈。包括新闻中李克强总理所举的例子，在简政放权中出现的种种“花样”说明，形式上的“简政”易，涉及真正“割肉”让利的“放权”恐怕就困难多了。比如，宿迁市市长王天琦便曾对媒体披露“简政放权”与地方职能部门的利益冲突：多数资格资质项目是部门依据自身职能、通过部门文件形式予以确立的，通过对这些项目的审批，不仅可拥有管理的权力，更有巨大的利益。“如气象局的防雷减灾气象技术服务收费，仅宿迁这样的普通地级市，2013年收费总额就达1064万元。”

　　在简政放权改革中，必然会触动相关行政部门的现实利益，引用我们另一位总理的话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回顾一下，近年来，实施“简政放权”改革针对的背景是什么？正是因为意识到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权”与“利”结合得过于紧密。而“放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相关政府部门的非税收入锐减，也意味着一些权力部门人员自身权力寻租的空间缩小。因此，个别地方在简政放权中“玩花样”的过程中，一方面可能大张旗鼓地在服务程序上“简政”，另一方面却牢牢抓住原有权力和利益不放。

　　于是，在简政放权改革的利益博弈中，也就出现了简政而不放权，简政而不让利于民的情况。2014年8月31日新华社有一篇质疑“简政放权红利正在被谁吞噬？”的报道，其中披露，这两年，行政审批项目少了，但第三方中介评估事项近年却在不断增设。以前政府部门办理的很多项目，现在转移到了拥有政府背景的研究院所、检测机构甚至行业协会中。行政机关随便换个马甲就可以出来继续收费。湖北荆州一家化工公司准备上马一个新项目，项目投资100多万元。安监部门要求这家公司去当地一家中介做安全评价。公司负责人介绍，“安评”仅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然后这个距离画几个框框，这就要20万。这还不包括验收，验收还要五六万。”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以前政府部门机构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简政放权”后反而2万元都难以办成了。

　　如何避免简政放权成为一些部门利益自肥的“花样”？首先可能还得回到简政放权改革的目的上来。简政放权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办理效率、方便企业和民众，从而释放市场活力。那么，所谓简政放权，其实就是要让公共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跑起来”，降低公众的办事成本，这个成本既是时间上的，也应该是金钱上的。“简政”，不应等同于服务上做“减法”，恰恰相反，而是要在提供公共服务上做“加法”。“放权”，也不是把权力从“左手”转移到“右手”，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利于社会、让利于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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