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稳增长政策杠杆一定要提前用

中央年中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下半年经济政策的清晰思路，即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思路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些领域的发展通过相关的推进举措和机制改革，将要出现怎样的新格局？《华夏时报》记者特别专访著名学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智囊之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请他做深入分析和阐述。

中央做出战略机遇期判断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中央年中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中国下半年经济政策已有清晰思路，即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您如何评价这一政策思路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

陈东琪：现在全球经济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但是也有可能孕育机遇，我们不能认识不到机遇，更不能错过这个机遇。因此要做好货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准备，并抓住准确的时间点加以推进。一旦错过可能会导致经济下降，到时候又要扶持大企业调整，代价很大。如果错过了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别人创新和生产周期都很快，我们就要落到后面。现在中央做出了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认为我们有10年的黄金期，现在看未来10年风险很多，挑战很多，但如果利用得好，可能也有很多的机遇。

短期经济不能出现硬着陆，不能出现不断加大力度的滑坡，不能出现通货紧缩，一定要把这个控制好，这样我们的经济才会可持续，才会比较好地平衡协调，再保持比较快的中速增长，从而实现我们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第二个目标是到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往这个目标走，但是一步棋都不能错，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新兴经济体里面有竞争，跟欧美还有竞争，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竞争者就是非洲东南角，那里增长很快，国际资本、日本资本和一些欧洲资本，连中国的资本也往那个地方去了，世界经济危机当中正好进行格局调整。我担心下一个危机的链条是日本，日本的债务是219%，这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是机遇。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经济格局在快速调整，一不小心我们就要落后，所以中国现在正是向上走的时候不要错过了。一是抓住增长，二是抓住高新产业的部署行动，三是从全方位观看，随时看机会，这样才能控制全局。

相关杠杆运用一定要提前

《华夏时报》： 为了更强调稳增长，对于政策杠杆的运用，将与以往有何不同？

陈东琪：上半年稳增长做了几件事，降了两次存款准备金率，给小微企业减了一点成本，最近增加了对新能源开发的刺激，但我认为动作还是慢了一点。下半年，为了实现稳增长目标，应当适当加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力度，货币信贷适度宽松。我认为放松不是说全放松，越是这样越应该采取经济手段，如果你不采取手段，经济再往下，一旦经济下到6%或7%，社会也不稳了，没有就业了，到处裁员了，到时候要政治优先、稳定优先，行政办法就出来了。所以，采取经济手段最好的办法是要提前走，没有等这个问题出现就先搞货币政策，用市场参数的政策工具，这就是市场的办法，而不是行政的办法。我们要采取宏观调控，更多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关的杠杆运用一定要提前，早一点用，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要运用税的办法刺激经济

《华夏时报》：在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方面，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期待？

陈东琪：我认为税还是太多了。生产过程里面要减税。要减少中小企业的税费，减少科技行业的税费，减少创新的税费，减少有利于产业升级这部分产业发展的税费，减少劳动者的工资税，当然也包括资本市场有关的税。下一步要运用税的办法刺激经济，这个办法虽然慢一点，但是如果打好提前量，就会诱导资源今后向实体经济、创新和消费领域进入。

我主张结构性减税要做减法。结构性减税又有加法，又有减法，减法减加法之余应该是净的减法，这才叫结构性减税，要不变成结构性加税了。2011年47.3万亿元的GDP，财政收了10.03万亿元了，这还是账面上的，还有一些隐性税呢？比如省长、市长带着一班子人到北京开会跑项目，后面跟着两个老板给他报单子，这本来应该是财政开支行为，结果成了老板开支行为，也是在加税，这种现象也不少。要想办法减通胀税，减了税消费者、投资者才有能力去进行消费和投资。劳动者的工资税也很高，这也可以减。

我主张分两步调价减息

《华夏时报》：所谓保持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是否意味着年内还会有几次非对称降息？

陈东琪：货币政策是有争论的，到底要不要放松银根？我认为现在的情况下要放松，如果现在不放，经济出现问题以后，就不是用货币办法了。我主张第一要加大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节奏。去年12月份调了一次，今年2月份调了一次，最近调了一次，一共3次，每次50个基点，一共是150个基点，由去年12月调整前的21.5%调到了20%。我认为还是慢了一点，力度小了一点，频率时间长度长了一点。在负增长的情况下，现在资本流出的多，原来你的外汇账款多，到今年3月份末，净负到了605亿美元，所以随着资本流动的新形势，要加大存准率的调整力度、频率和节奏。

但重要的不是调量，我认为还是要调价、减息。怎么操作？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是非对称式的贷降存不降，先减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不动，等CPI明显低于存款利率时，就可以走第二步了，存和贷的利率同时降。CPI下降越快，利率下调的空间就越大。

所以，我主张要分两步减息，可以根据时间选择幅度，特别是贷款利率，你去调预期，调不动就多调，频繁多次微调，总而言之要调，你不能老守着这个差。调了以后一个是存准率下调了，商业银行放贷多了；另一个是贷款利率、存款利率都调了，老百姓想买东西了，投资者想买东西了，这个区域就搞活了，这个需求应该是来自于市场的、自发的、必然的，不是政府搞公共项目然后去搞需求。这样调息既可以平衡总量经济，又有利于调结构。

有的学者和领导，还有货币管理部门都担心通胀，我认为目前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通胀问题，只要把货币放松节奏的方式控制好，而不像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那样采取行政的方式，就不会产生后遗症。今年二季度以来，生产资料价格PR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都已经负增长了，事实上已经出现生产性通货紧缩了。此趋势延续下去，可能会出现总量性通货紧缩。由于出口阻力增加，有一部分产品转向内需了，有效供给增加了，粮食生产产量比较好，储备率比较高，大宗商品有效供给很好，这都会促使CPI亟须下降。如果政策操作方法得当，不会引起短期通胀问题。

现在是三方面改革最好机遇期

《华夏时报》：所谓转变发展方式，现在可以在哪些方面实行改革？

陈东琪：现在需求在收缩，经济在下降，我们的货币政策刚刚由底部开始启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机遇，尤其是对三个方面改革最好的机遇期。

首先是价格改革，这个要赶紧搞，把原来由政府定价、垄断或者准垄断的产品放给市场，一定要有放开给市场的计划。比如说现在的油价应该着手放开，商品价格要逐步地、慢慢地和国际市场接轨，因为这最终是一定要放开的，无非是在什么时候放开风险最小，选择哪个时点最合适。

以前我们说农产品[5.27 1.35% 股吧 研报]不能放开，先调收购价，然后是售价，现在基本也放开了，当然还是国家主导。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担心出问题，最后反而没出什么问题，比如2001年以前，担心中国入世出问题，担心农业破产，最后反而没有破产。所以一定要相信市场，除非你永远不放开，这你做不到。

广义的价格就是资金利率，这就涉及金融改革。金融改革现在也正是好时候，现在金融市场需求不足，信贷开始不足，这个可以放开，至少一步一步地放，存、贷同时放，至少金融里面资金的价格可以放开。我不赞同利率放开搞一步到位，一是避免金融市场风险震荡，二是外部资本比国内灵敏，你放之前一步到位全进来了，一步到位又马上跑了，大起大落，没有稳定性。我说渐进性，是让你慢慢跟我玩，玩八年十年而不能几个月就出去了，必须对我有贡献，资本就在这儿停留了。人民币汇率搞渐进性，但是渐进性不等于不动。2005年7月份是1∶8.66，然后到1∶8.2，现在到了1∶6.2、6.3，5年累计动了30%，很稳定，这就是逐步实现慢慢把人民币汇率完全放开，用两个杠杆，顶部和底部都可以放开，幅度也变大了，慢慢就可以监管了。人民币还稳定了，现在还变成储备货币，慢慢变成世界货币了。

改革之初我们把美元当成美金。现在美金变成美元了，下一步有可能变成美纸。而人民币从纸变成元，还有可能变成人民币金，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改革渐进，但一定要及时起步，不管走多慢都要走，乌龟跑得慢，只要你让它跑，时间长了也跑出好长一段，最后就达到了目的地。汇率市场化也可以加快，前提是资本项下对外开放，资本项下的前提是数量管制要减少，数量管制的前提是减少对外汇的限制。

第三个改革就是垄断行业的改革。我认为凡是垄断的部分都可以逐步放开。今后民营企业、民营资本不仅可以进入铁路，还可以进入城市公共事业、银行、金融、证券、保险，甚至可以进入军工制造。只有这样，才可以持续提高竞争力。财政体制、税制、收入分配的改革也要加紧进行。

转方式的具体路径

《华夏时报》： 在转方式的具体路径上，我们应有怎样的选择？

陈东琪： 在转方式过程当中，要围绕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创新，支持消费，要支持水利、环保、新能源，同时要搞价格改革，这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成长，有利于民营资本的进入，有利于企业创新，有利于扩大消费，有利于搞活经济。把政府和体制改革联动起来，既有利于遏制增长，又不会造成过热，还不会造成通胀。

我们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改革的政策，要有利于建新机制，培养新的增长趋向，实现总的平衡。我们的经济发展离所需要的有竞争力的结构模式差距很大，离资源节约利用、环境保护的差距很大，所以我们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要通过价格改革，通过创新制度的建立，通过我们的政策向有利于创新和机制转化进行措施安排和操作，这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现在有两个机遇，一个是改革的机遇，另一个是今后向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机遇。

我们不能只看调整，实际上它本身也为下一轮的发展提供了机遇。2009年3月份，我在连云港[3.44 1.47% 股吧 研报]讲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三新”产业，当时大家对经济不看好，我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新技术产业革命可能从危机里面出现，我们要赶紧培育新兴产业。我们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研究，2010年制定思路，2011年开始制定规划，今年开始规划实施，然后抓紧落实。

下一步要制定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大力支持创新和技术进步，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促使产业向高端化、现代化转变，促使军工技术、信息技术、智能技术、材料技术以及生物技术加快产业化、民营化和市场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