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不是潘金莲》谈当代文学创作及人物人格精神探索的双重焦虑
作者：苗洪 蓝雪儿
李雪莲是人民英雄——刘震云
序言：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大致故事主线是：一个女人，二十年状告下来把自己的冤枉“由芝麻变成了西瓜，由蚂蚁变成了大象”。荒诞从李雪莲的前夫突然车祸去世；以至后来的荒诞是心灰意冷的李雪莲井然找不到一个死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园子，而园子主人阻止她上吊的理由，只是担心她在自家的园子里上了吊再没有人来自家院子里采摘了；更加荒诞的是园子主人对李雪莲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俗话说得好。别再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达功夫”。
老史为了回家打麻将却买不到票，急中生智想到当年上访的事情，在车站广场高举写有“我要申冤”的纸，被警察以为他要上访，专程派人送回家，正好赶上与老解的牌局。当被两个协警斥责说他欺骗党和政府还有他们哥俩的时候，他却说：“话说反了，党和政府，还有你们，应该感谢麻将”。本来无故被撤了县长，老史也想上访，不过一想到打麻将这么开心的事情，就改了主意。他和李雪莲做了不同的选择。老史和李雪莲俩人的个性极其鲜明。只是相比之下觉得李雪莲过得太过悲惨，老史却非常滋润。
《我不是潘金莲》是作家刘震云创作的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洗清冤屈，反而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这么一系列荒诞呢？这其实就是作者想用荒诞的剧情发展来构建对社会的隐喻，用故事拷问现实，这才是小说的重点。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确，当我们透过社会的积弊、民族的国民性以及人性的幽暗去解读刘震云这一作品时，它是上了一个层次的作品，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作品；这样的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值得拿来一读；这样的小说作为史诗性的秘史，值得拿来研究——包括作者的文学思想，文学视野，文学探索。
本文将以《我不是潘金莲》为例，并通过刘震云的创作经历及其创作成就，讨论一下当代文学艺术关于人物人格精神探索焦虑的双重焦虑。焦虑是自由的悖论。人在获得自由思想之后,焦虑也就如影随形。焦虑作为文学主题也作为文学形式,可视作"五四"新文学孤绝的一脉。它绵延期间,倾注了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努力,鲁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鲁迅小说以焦虑的方式去讲述或呈现焦虑的时代内容,讲述或呈现本身就已经承担对焦虑的解释而成为焦虑本身。故事结构退隐而感觉成为形式结构,形式也就成为了内容。焦虑凝聚为对生存的思索,对本体生命的追问。
《一》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焦虑层面的多元归纳。
农村妇女李雪莲，和丈夫为了房子假离婚，却被丈夫背叛，成了真离婚。由此拉开了当代文学艺术关于艺术人物人格精神的焦虑帷幕，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全面焦虑的大幕。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面临的焦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既有来自作家本身对文学艺术价值重估的焦虑，也有文学人物对社会价值评估的焦虑。尽管刘震云自己一再强调，《我不是潘金莲》不是政治文学而是生活文学。既然是生活文学，那就无疑在作品中渗透着社会普通老百姓的所有焦虑包括信心及希望。刘震云这种对于《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定义，首先就先入为主的奠定了作品的多元化焦虑成份。而这一焦虑既有来自作品中主人公个体主观的焦虑，也有来自政府机关对老百姓的客观焦虑。
其中包括身份的焦虑，名誉的焦虑，道德焦虑,宗教信仰的焦虑,乡情的焦虑,乌托邦焦虑,理想的焦虑,人格的焦虑,性别的焦虑,人性的焦虑,死亡的焦虑,生命的焦虑,永恒的焦虑享乐的焦虑,禁欲的焦虑,放纵的焦虑,颓废的焦虑,证明的焦虑,对于未来及过去的焦虑,情感的焦虑,失落的焦虑,叛逆的焦虑,背叛的焦虑,婚姻的焦虑,社会制约的焦虑,社会秩序的焦虑,人生体验的焦虑,对未知的焦虑,民族的焦虑,价值观的焦虑,瓦解与重建的焦虑,文化的焦虑,人文的焦虑,环境的焦虑,自然灾害的焦虑,人类社会冲突的焦虑,生存的焦虑,放逐的焦虑,回归的焦虑,寻找的焦虑,公正的焦虑,然而,焦虑并不是迷茫是现代焦虑的主要特征，并且每一种焦虑实际上都是边缘思考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当代文学创作需要注重思考的是，焦虑是否是能够被解构的物质呢？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又为此能够做些什么是我们当前文学创作过程理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领域。而面对刘震云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是充满主流思考的代表作的现实情况，我们对于他的分析研究可能会遇到许多方面被迫制约的外力控制。对于这样一部被定义为主旋律的作品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是否能够从文学理论体系的范畴将这种主旋律的作品主题转化为一种关于中国新时期总体文学现象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多层次文学理论认知的基础课件。事实上，从八十年代起，中国的文学创作内部就一直被焦虑的阴霾所笼罩。他们一方面焦虑文学现状与文学理想的分裂，一方面又要承担现代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焦虑与安全感的失落；他们一方面既要承担自身生存领域的焦虑，又要关注因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安与焦虑，这种焦虑迫使中国的文学创作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还必须注入更加多元的人文思考，文化思考，文明思考与道德思考。甚至包括社会秩序的思考。一部作品的轰动效应，应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既有文学艺术本身层面的拓展与扩张，也有关于当代文学主流思想的折射。而从目前许多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的评论文章来看，也不可避免的折射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薄弱的现实状况。
应该说，中国的文学创作，在诠释关于道德对立面方面，及其其他观念方面与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美文学来说，很明显缺乏一个隐形模式的书写技巧，叙述技巧，尤其是传播社会思想的技巧方针。而《我不是潘金莲》在文学的叙述手段上很明显弥补了这些缺陷。《我不是潘金莲》在结构上更接近电影文学剧本的写作格局，语言及对话是这部作品呈现主观特征的主要因素。通过文学人物语言展开特定环境下的社会现状，社会生活的写作手段，其实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立场。《我不是潘金莲》在文学创作技巧方面的展示，实际上是一个将话语权还给文学人物还给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以生命的名义自由，以生命的名义思考，以生命的名义反抗，实际上是《我不是潘金莲》的主要文学主题。在生命面前，一切都可以是微不足道的附设。这也是《我不是潘金莲》题目的主要内涵。一个女人的名誉，无论是贞洁烈女，抑或是荡妇妓女，实际上都是根据生命的本意作为参照而得出的判断结果。苗洪曾经说过，每个诗人都是恐怖主义的启蒙者。因此，对于《我不是潘金莲》来说，充满诗性的文学语言，所带给整个社会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种启蒙实际上是来自作家对于社会阅读者心理洞察力的程度高低。与此同时，在李雪莲看来，无论是贞洁烈女，抑或是荡妇妓女，都是借助男性身体人性的结果。借你的身体去人性，实际上是每个人所经历的情欲过程。
与此同时，因为有些觉悟是经历过死亡才换取的，所以人生不要轻易产生试图觉悟的尝试过程，实际上也是李雪莲觉悟变化中的人格体验。在李雪莲看来，事实上，觉悟也是一种欲望的结果。逃亡是一种对焦虑的释放与消解。李雪莲的觉悟成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长过程。首先从李雪莲只是限定于话语模式的杀人表述来看，说明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妇女。至少，她懂得杀人是犯法的这一普通常识。因此，刘震云作品中的话语杀人表达，隐藏着极其深刻的焦虑与理性。然而，这种懂法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吻合逻辑的东西——因为李雪莲毕竟是个读完高中的农村妇女。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的中国女性，在觉悟与绝望中寻找答案的过程，其实仅仅就是一个证明类似真理或道理的过程。
《二》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焦虑体验中的人文关怀。
焦虑是揭示现代精神体验的一个核心概念,对精神健全的现代人来说,荒诞的生存状态就是焦虑之源;对精神病患者来说,焦虑也是其最主要且最常见的症候之一。焦虑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倘若猜破焦虑这个哑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将过失心理学引入精神分析的理论畛域中,并选择释梦作为精神分析的主要研究方法,以期在对神经症的探究中发现各种病症的根源进而找到治疗之途,而焦虑便是神经病通论中的重点研究对象。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将动力生理学引入人类精神的研究领域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心理学说。科技的飞速发展、物欲的极度膨胀带来了紧张而快节奏的生存状态,人们的各种欲望因得不到疏泄而被压抑,久而久之焦虑情绪大肆蔓延开来,这无疑阻碍了人类道德的完善和社会文明的实现。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分析了焦虑产生的根源以及焦虑的类型和特征,只有透过那些生理因素而把目光转向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层面,洞悉人性深处的抵抗根源以及人格升华的运作机制,才是焦虑理论研究的旨归所在。
焦虑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和社会现实。刘震云对焦虑有着敏锐的体察，并在小说中寄予着深刻的表现。这种体验主要来自他独特的个体经历和对“社会观察家”、“写作者”双重身份失落的沉思。他超越了一般性的“焦虑”情绪，而将其上升为生命体验形式，进而象征性地书写为一种时代征候。 透过焦虑，刘震云看到的是人性的沦失与迷惘，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关键所在乃是因为精神性的缺失。在作品中，李雪莲作为一个希望获得身份，名誉的拯救者都不得不迈上流浪之旅，上访之旅，在时间的河流中痛苦地寻找。不独是他笔下的人物如此，刘震云自己亦然。当“证明”与“关怀”成为一种内在的召唤时，他的小说也就呈现出为焦虑与拯救寻找出路的勇气。 刘震云对小说技术有着特别的觉悟，但这绝不仅仅是对形式的肤浅追逐。于他而言，形式同样对应着精神，形式中包含着对神秘存在的不懈探测，对世界本体或终极的追问——尽管只是一句话“俗话说得好。别再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达功夫”。总之，刘震云通过他的写作对时代和个体存在进行了深入探测。他的小说延续着改革开放年代以来“人文精神”的脉流，在无尽的流浪中寻找着救赎之路，追寻着人类“人文的栖居”，深切的悲悯情怀和无边的爱使得他的小说闪烁着人文关怀的光辉。
关于李雪莲的精神，人格及其命运的轨迹来看，她始终应该是一个被关怀者。但是，她又不同于其他的所有被关怀者。她不是祥林嫂，不是潘金莲，在她身上既集中体现着新中国一代公民的骄傲与优越性，又集中着关于个体命运思考的自我价值观及其人格的解放。对于她的关怀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意义的关怀。因为在新中国有许多和她经历相同的女性。特别是她的婚姻经历，给中国的婚姻制度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及其批判。这种质疑及批判实际上是对于整个中国法律内外的质疑及其批判——因为，由于中国离婚制度的不可完整性，而导致了假离婚的事实存在。与她进行假离婚的丈夫秦玉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己主义的的代表人物。他是可恨的，但是他却又是可怜的。他的假离婚仅仅只是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除此而外，中国婚姻法自以为是的一张婚姻登记书就能保证婚姻连续性的一厢瞬间被瓦解。但是，这又并不是最主要的缺陷，最主要的缺陷是，婚姻法的哪一点才促成了假离婚事件的发生。这也是《我不是潘金莲》所带给我们的关于如何建立健全完整的法律制动及其依法治国的深度启迪。因此，这种来自《我不是潘金莲》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普世价值观得到完整而客观的体现。因为李雪莲的上访而落马的那一批官员，他们仅仅只是这些制度的执行者。因此，他们的腐化堕落及其可耻下场充其量归根结底除了他们本身的为官原则立场之外，还钻了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包括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及其组织制度的空子。
我们通过探究不难概括出客观性焦虑来源于婴幼儿时期的原始创伤和儿童时期的阉割恐惧;神经性焦虑贯穿于弗洛伊德焦虑理论的始末,二元心理模型视域下的神经性焦虑与三元人格结构论视域下的神经性焦虑各有其独特的基本特征;道德性焦虑作为一切人类行为的推动力而具有社会性,同时又体现了原始自然本能的净化和升华而具有建设性。其中，客观性焦虑需要借助儿童时期特有的防御机制使被压抑者和爱幻想者得以疏导;神经性焦虑需要借助使无意识中的东西被意识化这一方法实现对神经症患者的疏泄;道德性焦虑则需要借助苦难与惩罚的方式来摆脱深重的罪孽,并通过图腾与禁忌来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毫无疑问,弗洛伊德以医生的视角和理论家的睿智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精神分析理论的全景图,其焦虑理论在如今物欲充塞、人欲横流的多变世界里,无疑为医治某些现世顽疾开出了一剂良药,它教会了人们用一颗平常心去穿透时空、语境、习俗的隔膜,寻求永恒不朽的精神,感受其提供的那些判定物质和心灵世界的多维力量。
《三》从《我不是潘金莲》谈关于文学创作与焦虑体验。
焦虑体验与文学焦虑这个范畴在现代文献中是一个使用得较为广泛的概念。作家批评家使用它,藉以描述某种不安忧虑的内心状态;心理学家使用它,则有较严格的涵义,主要指由某种内在冲突所引起的焦躁不安的情绪状态或人格特质;哲学家也使用这个范畴,用以表述个体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忧虑乃至恐惧的精神状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焦虑被视为一种精神病理现象,它是由本我与他我的辩证统一。
文学创作中焦虑属于一种特殊的精神范畴,是社会—文化认知冲突在作家身上所形成的“变态情绪”。它既是由作家对现实状况强烈不满所引发的,又是作家对自我的探问。作家正是在这种令人困窘不安的体验中获得正视自己,批判自己的勇气,从而唤起参与和重建现存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并直接把握到人类的终极关切。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关于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焦虑体验，我们主要是从着重观测《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焦虑心态出发,这同时关涉到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个学术层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次转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并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行为。刘震云的创作精神状态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走向高峰,在这个过程中,焦虑是他基本的创作心态。焦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表现,和刘震云对焦虑的演绎,构成了《我不是潘金莲》的基本主题。 《我不是潘金莲》从日常生活、心理学以及文化这三个方面给出了焦虑定义,包括身份焦虑(文化层面),生存焦虑(物质层面),时间与死亡焦虑。第二部分,主要从焦虑的情绪表现这个方面说明了产生这些焦虑的主要原因,包括中国农民的忧患传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孤独的情绪体验。从焦虑体验的角度审视表现主义是重新思考现代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路径。徘徊在移情和抽象之间,表现主义用抽象的原则传达工具理性压抑下人内心的不安与焦虑,而内心的冲突和焦虑却让艺术家在作品中找回世界的真实和存在的本相,因此,在现代性语境中,表现主义用独特的抽象形式和情感移植方式勾画出一种另类的生命形式,丰富了现代艺术的审美意蕴,这无疑是现代主义审美观念激变的重要表征。
德国艺术史家威廉。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一书中从美学和艺术史的层面将西方艺术划分为两种对立的风格:移情和抽象。在他看来，移情是一种与古典主义艺术息息相关的审美心理机制，它特别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与主体内在生命的协调一致，并希望通过客观化的协调产生一种自我肯定。
《四》从《我不是潘金莲》谈身份的焦虑。
为了讨回公道，李雪莲在县法院打了官司，输了。不服闹到了市里，被拘留了一周。出来后本打算找前夫讨回这一句话的理，不想反被前夫讽为“潘金莲”。而这个潘金莲的身份与名誉本身就是个关于身份焦虑的问题。无奈几个世纪过去了，潘金莲还是那个潘金莲，而李雪莲还是那个李雪莲——一个充满失落却又不甘示弱的现代女性。她不是那个懦弱的潘金莲，因为时代不同了，她生活在一个充满现代文明的时代里。她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可以借助社会，政府的力量去为自己的名誉讨回公道。这种身份的焦虑，实际上是作家刘震云文学理论，哲学理论基础雄厚的体现。
1，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借助于哲学、艺术、宗教的力量审视了对于身份焦虑的根源，教人们如何巧妙地去克服这种焦虑感。人之所以要追求显耀的身份无非是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 然而，有一个显然不为权势规则所关注的字眼却能更准确地表述我们心中的渴慕，那就是“爱”。衣食一旦无忧，累积的财物、掌控的权力就不再是我们在社会等级中追求成功的关键要素，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金钱、名声和影响只能视为“爱”的表征——或者是获取爱的途径——而非终极目标。
“爱”这一字眼，一般用于表述我们想要从父母或爱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怎么可以用来描述一种我们求之于社会，并受之于社会的诉求呢？也许我们应该同时在家庭、两性和社会三种范畴中寻求爱的定义，把它视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存在的关注。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你可以认为，与社会身份相关的“爱”有别于两性之间的爱，譬如它不具有“性”的成分，婚姻也不是其归宿，而且其施与者也通常有附带目的，然而，你并不能否认这种爱的接受者一样能沐浴在他者关怀的目光里，倍感呵护，就像忘情于爱河中的情侣。
我们惯常将社会中位尊权重的人称之为“大人物“，而将其对应的另一极呼之为“小人物”。这两种“标签”其实都荒谬无稽，因为人既以个体存在，就必然具有相应的身份和相应的生存权利。但这样的标签所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是区别对待的。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是不被关注的——我们可以粗鲁地对待他们，无视他们的感受，甚至可以视之为“无物”。
由身份卑微所带来的影响不应该仅在物质层面上进行思考。他们的痛苦也很少，只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不如意；相反。只要能够维持生计，他们的痛苦就远远不止物质上的局限，而主要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低下危及自尊感。只要不觉得羞辱，人完全可以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而毫无怨言，如士兵和探险家们，他们愿意过着一种极其艰苦简陋的生活，其物质之匮乏远甚于现今社会上那些最窘困的群体，然而，他们能熬过一切的苦难。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受到他人的尊重。
同样，由显耀的身份所带来的东西也不仅仅局限在财富上。一些非常富足的人仍孜孜以求地聚敛财富，尽管他们所拥有的已足够供其后五代人挥霍之用。如果我们坚持以理性的财务视点来分析他们，也许会对他们的狂热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赢取他人的尊重，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很少有人只是一味地追求高雅情趣，也很少有人只是耽溺于奢华享乐，但我们每个人都渴求一种生存的尊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未来社会是凭着积攒小小的塑料圆片(而非金钱)来获取他人的爱，那么，要不了多久，这种我们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就会成为所有人追求和渴望的焦点。
2，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
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而名流显贵们则不然，他们一直为世界所瞩目。所有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睹尊颜。他们的行为成为公众关心的对象。他们的片言只语、举手投足都不会被人忽略。”
3 ，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可以说包含着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追求性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并且得到人们详尽的描述，构成了音乐和文学的根本主题，被社会普遍接受和赞颂。第二个就是追求来自世界之爱的故事，这一故事更为隐蔽、更加让人难为情。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往往采用刻薄的、讽刺的语言，好像只有那些生性嫉妒和有心理缺陷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需求，或干脆把对身份的追求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但第二个关于爱的故事在强烈程度上一点不亚于第一个，在复杂性、重要性和普遍性上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失败，所导致的痛苦不会比第一个少。在第二个故事中也有令人心碎的时候，这一点可以从那些被世界定义为小人物的人们空洞、绝望的眼神中得到证明。
《五》寻找的焦虑——关于《我不是潘金莲》理想追求与现实存在的矛盾论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中国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作品,既有着与主流文学不同的特质，又有着关于主流的文学思考:全篇采用意识流手法,运用精神分析,传达出作者对现代文明及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性困惑、人生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下的焦虑,表现出新时期主流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
“焦虑”一词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心理学中指由某种内在冲突或外在因素所引起的焦躁不安的情绪状态或人格特质;在文学中,则用来描述一种忧虑不安的内心状态,是社会——文化认知冲突在作家身上所形成的“变态情绪”,既是由作家对现实状况强烈不满所引发的,又是由作品主题所引发的现实主义思考。从“变态情绪”到“变态行为”，实际上是《我不是潘金莲》的焦虑主线。
《我不是潘金莲》作为焦虑成就创作，是作者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压迫之下产生焦虑,并在焦虑情绪的支配下探索了一个乡村女性从迷茫到觉悟的过程,从而使作者获得内心上的平静,甚至还有焦虑暂时解脱精神自由的愉悦,进而在情绪记忆作用下进行的创作。我们在这篇论文的创作过程当中，实际上遭遇到许多理论方面的困惑。从心灰意冷的李雪莲井然找不到一个死的地方，到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园子，然后是园子主人阻止她上吊的理由，只是担心她在自家的园子里上了吊再没有人来自家院子里采摘了；再后来是园子主人对李雪莲“俗话说得好。别再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达功夫”。的整个过程来看，都是由焦虑所印证的行为展示。
《我不是潘金莲》片段 ——告别老胡，李雪莲决定不杀人了。不但不杀人，也不打人了。不但不打人，连状也不告了。她突然悟出，折腾这些没用。原想折腾别人，谁知到头来折腾了自己。但她心里还是不服，还想把这事说清楚。找普天下的人说不清楚，找一个人能把这事说清楚；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是错的，惟有一个人知道李雪莲是对的；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去年离婚是真的，惟有一个人，知道这事情的真假，知道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正是这个人，把李雪莲推到了说不清事情真假的地步，还在拘留所被关了七天；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她的前夫秦玉河。她想当面问一问秦玉河，去年离婚到底是真还是假。现在问这句话的目的，跟前些天不一样；前些天倒腾这句话是为了打官司，现在不为打官司，不再是弄清真假之后，还要与秦玉河再结婚再离婚，让秦玉河也跟他现在的老婆离婚，大家折腾个够，大家折腾个鱼死网破；而是就要一句话。理性最终让李雪莲走出狭隘的复仇心理，从她后来的一系列上访行为乃至后来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成长觉悟的过程，是一个关于人性升华的过程。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焦虑是多元而广义的，甚至可以说，其中的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都是焦虑的体验着。当上访开始的一瞬间，这种焦虑就开始并一直存在，并演变为真实的噩梦。
《六》关于刘震云心理焦虑与民族焦虑的深度交汇。
如果我们要分析研究关于刘震云创作心理的焦虑情绪，那么就必须从很久以前谈起。 从摩罗在层面上否定“五四”和鲁迅谈起。2010年1月9日，刘震云在《中国站起来》新书首发式上的发言中曾经提到过一个话题:摩罗为什么否定“五四”和鲁迅。刘震云在发言中说：我跟许多朋友一样，读了摩罗这本新书《中国站起来》，我很震惊。这本书跟《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和《大地的悲悯》等，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刚才摩罗说，《耻辱者手记》等书，和《中国站起来》，是并列关系。这话也让我吃惊。他可能在讲另外一个道理。对此我要好好想一想。
对同样一件事，世界上有很多种道理。同一个道理，在不同的时间、人群和语境中，理解起来又完全不一样。摩罗是一个思想家。刚才老愚先生说，在中国思想界，摩罗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我觉得，摩罗的意义和标杆还不一样。标杆是大家都要去的地方，而摩罗是一个更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发出的声音，历来和别人不一样。他的声音和他的存在都很特别。我曾经说过，这在我们祖国特别重要。因为自秦以来，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基本处于附庸的状态。他们几乎没有对世界提出新的观点、角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是给过去或别人的观点，提供一些新的证明材料而已。摩罗从《耻辱者手记》始，就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二十年前，刚接触摩罗的文章，我就很兴奋。
二十年过去了。没想到摩罗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中国站起来》，让摩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对他这种转变的惊奇，甚至超过对这本书内容的关注。是摩罗变了，还是世界变了？还是摩罗与世界的关系变了？但我知道，他的这种变化，肯定不是被动的，而是由衷的；不是社会的，而是个人的；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到内心的；不是段落和枝叶，而是整体和树干。是一个脉络。坦率地讲，《中国站起来》我读了两遍，对这种转变的脉络，还是没有理清楚。
谈到具体的东西，譬如讲，过去摩罗是非常赞赏鲁迅的，但在这本书里，他对鲁迅的思想提出尖锐的批评。包括指出鲁迅的思想来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气质》我也看过，摩罗的话有道理。问题是摩罗的结论，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甚至包括“五四”，许多“五四”时期的精英人物，都对中国的后来和发展，种下了不好的种子；让我的后背，出了一层冷汗。也许，真理真在摩罗一边？
还有，摩罗赞扬一个人物——费孝通，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费先生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书是好书，并不惊奇。但摩罗把费孝通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摩罗在这本书的结尾说，希冀后来者，“站在费孝通肩上”。这意思就是，应该把费孝通，当作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起点。摩罗为什么对费孝通的评价如此之高，我也要好好想一想。
但是有一点，我是能够明白的：说一件事情不好，是特别容易的，99.5%的人都能做到。怎样才能把这件事做好,0.5%的人，也未必回答得了。中国的作者，像中国各行各业的人一样，99.5%的人都会骂人；应该怎么办，应该往何处去，不但很少有人回答，也很少有人关心。我隐约觉得，摩罗开始由说一些事情不好，转变到说一些事情好；由关注过去和现在，开始关注明天和未来。我相信，摩罗的这种转变，应该是大道的转变，而不是小道的转变。表面上看，《中国站起来》好像跟官方组织写的书，在观点上有些相似之处；仔细品味，好像说的又不是一回事。还有，摩罗由什么都不相信，转变到开始相信中国历史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力量。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史密斯一样，一直在说普通民众不好，愚昧无知，目光短浅，见利忘义等。摩罗以前也这样说过，现在他开始反对这些说法。论述到民间和民间文化时，摩罗的文字饱含深情。他甚至和毛泽东得出一样的结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在这一点上，我和摩罗和毛泽东的看法倒完全一致。
我们从刘震云的发言中明显可以看出一个中国当代优秀作家身上所承担焦虑的复杂，负重与多元化的无情现实。一方面，中国作家既要承担文化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消解或置换的过程。中国的文化一直在拒绝改良主义的旗帜及其口号下寻找与维护所谓中华文化的正统与纯净的地位，但是，西方文化的入侵所带给中国文化的冲击及所后来形成的某种意义的革命，其后果不论如何，都远远超出改良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实际上，中国文化的焦虑自鲁迅时期才真正拉开了序幕。但是，我们却从来不敢去反思中国的新文化革命到底给中国的后来文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高举新文化旗帜的鲁迅本人，无论是在文化理念或是在文化书写中，却一再坚持的是复古文风。
《七》刘震云因写作焦虑而成为“新写实主义”作家代表人物。
刘震云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在能力，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新写实主义”作家主要有池莉、方方、刘恒等人。刘震云的代表作《塔铺》则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刘震云长篇小说作品：其《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他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对于他们的活动，互相的折磨，倾轧，以及所表现的猥琐、自私、残忍，小说有着冷静，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剧的、嘲讽的方式得到更有力的表达。相比起另外的“新写实”小说来，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这指的是他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始，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
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到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我们从刘震云近三十年的创作经历及其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除了一贯存在的焦虑心理之外，侧重关注人与环境关系的创作方针几乎是他创作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原则立场。《一地鸡毛》几乎是整个中国人一代中的深刻记忆。既有民族层面的思考与展示，也有民族愚昧落后盲点的透析与渗透。刘震云几十年来的创作成就，明显仅仅是使用批评与赞扬的二元方针去概括，明显存在着透视页面的不足。刘震云文学效应的波击力应该是一个创作理论体系的展示。或者说，我们使用学术与理论的工具去分析去解析刘震云文学现象，所带给我们的启迪与启蒙可能会更具冲击力与影响力。刘震云文学现象及其文学效应，或许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之路的开拓者与引路者。
实际上，从文革结束之后的越战文学到今天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学批评需要及时跟进需要整合的理性过程。纵观李存葆的越战文学系列作品，不仅仅只是反映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战争的态度问题，同时也从更加人性人文的角度重新评估了现代战争的意义。在那一场战争中，越南的许多老百姓进入战场与中国军人对抗与反击，而中国的老百姓尽管在遥远的后方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是，同样也经历了实战的阵痛。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在成为英雄的同时，他们也同样承担着失去亲人的焦虑与痛苦。而对于今天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上访的形式使自己的某种焦虑得以缓解或释放。这种由生存压力所带来的焦虑与沉思的重量实际上并不亚于战争冲突所给民族带来的焦虑与阵痛。从李存葆到刘震云，衔接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学思考与文学焦虑。
作者简介：苗洪，男，著名文艺评论家，被誉为“北朱（大可）南苗（苗洪）。祖籍江苏徐州，现居海南海口市。曾在部队服役担任军事节目主持人，转业到地方后担任过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时事评论员等。发表文艺评论200余篇总计100万字，还著有长篇评论著作《致命的失语与觉悟——帕男诗歌独解》、《中国诗歌的通古斯大爆炸与告别韬光养晦的帕男》、《一个瑶人的圣经·帕男诗传》等多部。
作者简介：蓝雪儿，女，居云南楚雄，主攻评论，师从中国著名文艺评家苗洪。做过多家刊物编辑及微刊主持，目前系【中国诗歌网-云南频道】副站长，《37度诗刊》执行主编，大姚诗词楹联协会副主席，【关东诗人】微刊副主编，【中国力量.诗歌联盟】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小诗苑》副社长，组织、策划过多次大型网络赛事活动，刊发诗歌、散文及文学评论若干篇，诗作获多项奖励，入选多种版本，著有诗集《奔跑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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