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会在课本里看到“农民伯伯”的称谓，但在如今的农村，农地劳动大多是由“农民爷爷”、“农民奶奶”来完成。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困扰两岸农业的共同课题。因此，近年来，两岸都掀起了鼓励青年农民回归本乡、参与农业劳动的热潮，可喜的是，大陆也出现了不少返乡务农取得成功的例子。但是，在这些成功例子的背后，往往是高学历、高技术、高集约化的类型化模式。而反观台湾，则将返乡创业的成功面大大地铺开了，这其中除了农民自身的素质提升，更凝结了农业管理部门、农会和不少相关大专院校的共同努力。

　　“在四川，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中，65岁及以上的占了20％；文化程度偏低，高中学历及以上的不到20％。”近日，四川省农业厅科教处副处长魏晓理对媒体表示。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困扰着四川这个劳动力大省，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4.5％，比城镇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严重得多。迫切的劳动力需求，正呼唤着外出的游子，回家参与农业劳动。城市生存压力的日趋增大，也倒逼着农业人口的回流。近年来，“毕业之后返乡务农”在大陆青年人中蔚然成风。

　　看起来，返乡务农是个又赚名又赚利的事:不少大学毕业生回乡务农后，个人收入远超于在城里租着高价房苦苦找工作的同学；村里的乡亲们也把这些孩子当成科技兴农发家致富的希望。然而实际上，返乡务农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知识决定返乡“性价比”

　　不少人觉得，返乡创业应该是在城市竞争能力差的青年的选择，高学历、竞争能力强的青年，只要能够留在城市里，都不会吃“回头草”。然而事实上，选择回乡务农的高学历人才一点也不少，这也几乎形成了大陆返乡农民创业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返乡务农的成功率，与知识水平呈高度正相关，有时候，甚至不拘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放弃了隶属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事业单位，跑到海南岛上种萱草的北大生物系硕士刘国琪，就是这些返乡务农大军中“高学历人才”的代表。他把农场叫“基地”，在他的“基地”，也处处洋溢着与普通农田大相径庭的异样气氛:基地里一位湖南大姐炒菜不错，而山东来的工人隔几天包一次饺子。基地的一角种了各色蔬菜，足够所有人吃；还养了十只土鸡用来下蛋。卧室窗前是一颗老荔枝树，爬着松鼠和变色龙。

　　“农村以自然生命为主体，自然生态一股脑就是一个整体，有着整体合乎韵律的孕育生长。”刘国琪对于务农，有着与几千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大相异趣的理解。这位懂拉丁语的农民每日的农活，也跟普通农民不同。为了找到合适的种植方案，让萱草在二三月份就开花，刘国琪自己下田做实验。“这些事情一般都会自己设计实验，自己动手，得到第一手材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创业之路，都像刘国琪这么顺遂。在一所职业高中读完文秘专业回到家乡临沂的张扬，就远没有刘国琪这样惬意。

　　“毕业之后在济南和临近几个城市都找了，没有找到(工作)。”说起自己返乡创业的原因，张扬首先感叹了今年的“最难毕业季”，“家里有房子，有地，我爸说要不你就回来吧。”张扬的父亲，是当地的辣椒种植大户，也算“轻车熟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张扬觉得返乡务农压力要比在城里小得多，就答应了。

　　回家的第一个月，他就简直待不下去了，“一下雨，草比苗还多，我下地去拔草，一伸手，就在胳膊上拉一道口子。”张扬伸手展示着自己白嫩的胳膊上长长短短的伤口，感叹着农事的艰难。刚回到家，他也曾想过在家里搞一搞绿色农业，但现在的他觉得，只要能让活轻松点，撒什么都不过分。

　　“没有吃过种地的苦的人，当然可以指责农民滥施农药，但是，这些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趁着父亲不在身边，张扬偷偷说，他已经在网上开始投简历，决定再度进城。

　　台湾:全面铺开的“回家热”

　　“当回乡的号角再次响起，我们看到怀抱逐梦热情的人从四面八方回到乡里，用个人的力量推动改变，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踏实，也让家乡更美好，因此，请给‘家’一个机会吧！”近年来，在台湾的媒体上，经常可以见到用这样诗意的语言鼓励游子们回家创业的报道。农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台湾，尤其是云林、苗栗等农业大县。为了能让过惯城市生活的年轻孩子激起回乡的热情，媒体、管理部门、农会和相关大专院校，都在做着自己的努力。

　　“农人种出来的作物能得到赞美，就是务农最好的回报。”江申丰说。比起自己的“新科农民”身份，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著名电影《赛德克·巴莱》的摄影师。毕业于华冈艺校戏剧系，出身农家，外出就学、工作，以拍摄纪录片和电影为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江申丰，3年前决定走入农地，近年来已经过上了“半农半摄影”的生活。这位扛锄头的摄影师旗下目前也已经有了“台粳9号”、“全益香米”两个品种，以“精米所”为品牌，绕过粮商，通过网络将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收获颇为可观。

　　比起江申丰，吴永修回乡之后除了投入精致农业，盖起温室种植番茄的他，还得到了当地农会的“农民大学”的补养，提升自己的农业素养，接触到最新的农业知识，且与一些发达的农作物行销网络联系，探索出农作物的新营销模式，让农民不再受制于大盘价格的暴起暴跌。这样的探索，不仅给他个人带来成功，他还利用自己的时间，盖了一间“读册馆”，将文化知识、农业技术与留在村里的老人小孩、婆婆妈妈分享。如今已是云林元长乡五块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吴永修，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所有根脉扎进了家乡的广阔天地。

　　返乡路不平 多方共架桥

　　今年，大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遭遇了“史上最难毕业季”，缓慢增长甚至趋缓萎缩的就业岗位，与激增的就业人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就业压力如此之大的时候，大陆青年学生返乡创业、务农的热情却并不十分高涨。有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0年，大学生毕业自主创业的比例仅为1.1％，选择返乡务农的比例更低，而在发达国家和创业繁荣的地区，这个数字甚至可以达到20％。

　　细究大陆青年返乡的困难，除了切实存在的城乡差距，青年对个人长期发展、今后子女就学、医疗等社会福利条件的担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返乡务农成功率无法保证。“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媒体报道中那些返乡从事农业创新，取得优异成绩的正面典型，可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会成‘英雄’还是‘狗熊’。”张扬说。

　　这一点，得到专家的认同。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指出，扬弃在城市追求成就，选择回到故乡找寻机会，是一种务实的决定。返乡创业、务农，都是职场多元化的表现。但政府或个人不能把返乡视为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解方，同时，只有全社会共同创造条件，青年返乡务农创业的成功率才能得到保证。而他们个人的自我实现，才是农村留住人才、留住青年的基础。

　　辛炳隆介绍说，在台湾，为鼓励扶持青年返乡创业，相关管理部门出台了包括“返乡青年创业启动金”、“新农民返乡计划”、“客家青年返乡创业起航补助”等多个创业辅导方案。而除此之外，台湾农会、当地学校等相关机构，也根据自身情况，为返乡的农民提供辅导。

　　他特别强调，创业辅导不能集中在资金补助，更应考虑内需因素、规划产业方向。比起追求返乡人数，更应侧重能带来多元创新、高质感的返乡模式。

　　但能不能带动地方产业，还需要考虑内需因素，清楚规划产业方向。否则也许一时能拉动地方产业，但若仍仅靠当地的消费人口，很难扩大需求面。与其盲目追求返乡人数，应该侧重能带来多元创新、高质感的返乡模式。

　　记者手记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张扬喜欢这首诗。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在张扬的眼里，那灯红酒绿的城市，就是他心中的草原。

　　“我生在农村，但这不代表我就必须喜欢和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张扬说。的确，这个柔弱的孩子与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农民形象有着太多的不同。当他伸开他的手，虎口上还留着一条深深的伤口，被夏天的汗水浸润，沾着血，泛着黄色。

　　从开始上学，他学到的，就几乎没有与农村相关的任何知识。农村的思想品德课上，连过马路走红绿灯都有，却没人告诉他，不穿长靴下地，会有虫子把他的腿咬得肿起来。“我是独生子，从小到大，我爸都没让我干过农活。”张扬说，他依恋父母，也向往田园诗一样的生活，但是这几个月的农民生涯让他明白一件事:农村生活，根本不适合他。

　　为了能够帮父亲把地里的农活干好，张扬也有过不少尝试，他联系过超市进货商、开过淘宝店、甚至发微博在网上试图售出自家的农产品。他见过太多成功的例子，然而这些例子，终究只是“例子”。

　　“我有时候想，或许不是因为事情只在我身上这么难，而只是我不适合待在农村。”这种适应性，被张扬反复强调。他说，每个人都不同，只有了解自己的特点，找对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成功。但是，当我们谈到他坚信的“属于他”的城市的时候，高昂的生活成本、艰难的找工作的进程、还有有形和无形城市人与外来人的差别，又让他觉得茫然。

　　城市没有他的家，城市只能是他的“草原”。

　　我不知道是该期待着能有人帮帮他在农村扎下根来，还是祝福他能在城市里落脚，就如我无法给所有外出打工的孩子一个准确的答案，到底在城里好，还是回家去好。但是，起码，应该有人帮帮他们，在他们想要“做什么”的时候，至少能知道，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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