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民，男，现年62岁，印尼归侨，退休前历任厦门竹坝华侨农场场长、厦门同安区侨联主席、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10岁时，我从印尼回国，如今年过花甲，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竹坝度过的。农场里的小树苗长成了大树，我也老得退了休，可是，我对竹坝的这份情感怕是永世不变了。

　　回国赶上3年困难时期

　　上世纪30年代，父亲梁火养为逃壮丁，从广东清远躲到了广州，没想到被当猪仔卖到了印尼邦加当矿工。母亲则是出生在印尼的华裔，在前夫去世后带着3个子女改嫁我父亲，又生了3个孩子。不久，父亲去世，一家人就靠在矿上做工的大哥过日子。

　　1960年，我10岁时，祖国派船接我们回国。还记得，我们一船3000多人抵达广州三元里码头时，岸上人潮涌动，鼓乐喧天，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进了广州城，繁华热闹的都市，更让我觉得新鲜、好玩。可热闹的日子只有短短一个多月，我们就被送到了三面环山、一片荒凉的厦门竹坝农场。

　　那时，周围似乎一下子安静了，而生活也变得十分艰苦。5家人挤在一幢5间房的小楼里，没有厨房，大家只能在厅里煮饭，白墙很快被熏黑。1961年回国安排在昆明的大姐因为想和我们在一起，没多久也申请来到竹坝，只是才1年多，她就患病去世了。那时，正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而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金器、自行车、缝纫机等也全都变卖了买食物。身边的归侨家庭也和我们差不多。

　　孩子王·“梁班长”

　　到竹坝后，我进入竹坝小学读书。其实，所谓的学校是向农村借的牛舍，旁边开了几个窟窿，我们经常上课上到一半，就从窟窿中钻出去玩。小学毕业后，农场里动员我们读刚创办的农业中学。当时正好农场开始大量种植龙眼，这里也就成了我们的实践基地，半农半读，每天上课之余都要抬水浇灌龙眼树，学种蔬菜粮食。

　　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基本停课。到了1968年，没上过几天课的我们从农业中学毕业了。18岁的我被调到竹坝的学校当小学老师，除了教一年级的小学生，还要在课余带中学生参加劳动。当时也不懂要怎么教孩子数学，就从外面摘来一堆松子放在桌子上，用来教加减法。

　　一年后，我如愿参军，不久被调入团部宣传队。日子虽然苦，但我们编排的节目在部队汇演中多次得奖，所以我一直到1977年才退伍。同时，因为全团只有我一个归侨，所以大家都很照顾我，只是在政治上，每半年都要审查一次，入党申请也拖到1972年才批准。那时，我还担任文艺班的班长，所以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战友打电话来农场找“梁班长”。

　　被动员当了场长

　　当了8年兵，退伍回到到竹坝后，又安排回到学校教书。

　　1980年，农场要调我到场部上班，可我很想继续当老师，场里就不让学校给我排课。我只好放弃教职，从头开始学做人事工作，负责农场里1000多名职工的人事、档案、工资等。一两年间，我先后担任了农场的团委书记、党委委员、人事股长。1984年，农场在同安城里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我被任命为经理。当时，由于我们的服务周到，同安人购物都首选“农工商”。1985年，省侨办党组任命我为农场代理党委书记。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只好刻苦学，当时正好在整党，每天加班加点看文件，写心得，作报告。

　　1986年底，我被任命为场长。一开始，我觉得这次任命担子太重，对我和家庭来说，并非好事。于是到省侨办要求领导收回成命。但当时省侨办人事处领导对我说：“让你当领导，你就不能为个人、家庭考虑，凡事要为归侨着想、为竹坝着想。”从此，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

　　一起走上小康路

　　竹坝农场安置了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归侨，其海外亲属遍布世界各地，大家都称之为“小联合国”。因此，在这里当场长，真是不容易。农场不仅要完成企业职能，向政府交税，负责职工的生、老、病、死；还要履行政府职能，安置归难侨，办学校、医疗所等。而农场的一举一动，在海外的影响也很大。记得有一次，场里的工资晚发了10天，我们就接到从加拿大、美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打来的询问电话。

　　农场的领导班子比较团结，大家很肯干，经过多次讨论，形成了一致意见，即要发展农场经济和教育，改善归侨职工的生活。

　　抓经济，主要就是以农业和工商业为主。我刚担任场长时，农业的主要作物包括以前几任场长带领归侨种植的3万多株龙眼树。但这些果树存在不挂果或落果等问题。于是，我们先后请了厦门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的教授、莆田农科所的专家等来农场讲课、培训。从修剪、施肥等细节做起，几年后，龙眼就大丰收了。当时龙眼价格很高，每斤4-5元，有时甚至达到7-8元，有时一棵树产的果实就能收入万元，家家都是万元户了。有一年场里单龙眼的收入就有500多万元，加上其他工农业收入共800多万元，多的一年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

　　种植龙眼喜获丰收，我们还发动职工多种植经济作物、反季节蔬菜等。随着同安到农场公路的开通，竹坝成了蔬菜批发基地，菜农个个都成了技术员，收入非常可观。

　　农场还先后创办了花厂、茶厂、塑料厂、酒厂等，主要是为了安排闲散职工就业，增加职工收入。

　　商业则主要是以开办农工商联合公司为主。当时在同安投资80万修建了2000多平方米的商场，每年店面的收入也能有50-60万元。此后，农场又在同安买楼再出租，建厂房吸引企业入驻。这些收入都用来弥补农场在教育、退休金、医疗等方面的开支补贴。

　　当了20年场长

　　上世纪90年代初，农场的效益最好，年年都有赢利。收入高了，职工的生活、福利就有了保障。

　　而我也先后谢绝了被调往省侨办华侨企业总公司、厦门华侨企业公司、宁德华侨农场、天马华侨农场等单位，只是一心想留在竹坝，为归侨多做一些事。这一待就是20多年。

　　1998年，农场由省侨办下放归同安区管理后，我调到同安区任侨联主席。当时，农场的归侨们自发在场部放鞭炮祝贺，还做糕点为我开欢送会。一位80多岁的老归侨紧紧抱着我说：“看着你长大、上学、当兵、当场长，现在要调走了，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竹坝。”

　　是的，我从未忘记竹坝。我的户口就一直留在竹坝。在侨联工作期间，我都关注着竹坝，想法为竹坝的归侨侨眷多做些实事，每周都还要回一趟竹坝。现在，我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时在竹坝任职期间，没能把农场的经济抓得更扎实一些，现在农场里的年轻人也慢慢走出农场到外面发展，但还有许多四五十岁人员，他们生活还需要提高，所以只能希望各级政府多关怀，政策多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