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用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使得他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后来贝聿明决定加入美国籍，他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也是一个痛苦的抉决，毕竟要放弃自己的国籍，要我放弃中国，这太难了。他只能尽他的本分干好自己的事情。
贝聿铭：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势力已经超过蒋介石，整个国家处于国内革命时期。我父亲走了，我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我下笔，不想我是中国人，中国应该这么做这个建筑，没有这种，这样做是错的。可是我无意中不能说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可是不是很明显的，不是我说应该有中国的风格，我的建筑，因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的，应该是中国风格，没有这个事，不能这样走。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是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的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这个开发商极端的自负，以至于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住在破旧的屋子里，石头在华盛顿城里乱飞，水管也是露天铺设的。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贝聿铭开始对居民的住宅产生兴趣。在建民宅这段时期里，贝聿铭积累了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个时候贝聿铭的手下有75人。他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走。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必须在外面拼命地找活。你总不能对下属说你们自己谋生路去吧，当时幸运的贝聿铭接到一个单子，坐落在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在事业上新的起点。这成为贝聿铭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从城市一下子放到自然的环境中作建筑，对贝聿铭来说又是一个挑战。贝聿铭去看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建筑，他说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自己所知的有多么贫乏，但一旦领悟，我挖掘到不断设计的兴趣。
贝聿铭：你想一想，你不能造高楼，同时你这个面积也很大，所以这个是个条件。非常难做。所以我从古代找，有什么相同的，根本没有。所以一定往新的地方，新的一条路走。
在修建完美国大气研究中心30年后，贝聿铭受邀到日本东京的大山里，在自然的环境里建造一个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是受到日本一种传统乐器的启发，这也是贝聿铭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贝聿铭一直强调建筑必须有生命，要由人来使用它来检验建筑是否有生命，而他的太太卢爱玲则一直是他最不客气的批评家。钟塔设计完成之后，日本人鉴于贝聿铭的精湛设计，再一次邀请他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选在山上。贝聿铭给日本人讲了一个中国桃花源记的故事。1500年前，一群人躲进一个山谷生活，没有外人知道。有一天，一个渔夫，无意中进了那个山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保持着300年前的风格习惯和生活。
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贝聿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的经验和智慧，加上他的天分包括让大家不计代价地追求比原来所希望更美好、更具企图的东西，他能够神奇微妙而不留痕迹地将客户引领到更高的价值观，并且让客户做出超出他们原来所要求的水准。贝聿铭是有意与自然界无形力量调和在一起得到深沉的宁静的人。他说看到中国的许多寺庙，庭院，你会发现他们与山和树、自然背景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几百年前的中国的建筑师就知道这一点，现在并不是说来重复那些传统的形式。但如何使建筑保持现代的风格是个问题。让一个现代建筑带一个绿帽子的事情，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贝聿铭第一次在日本设计作品，贝聿铭说日本人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族文化和一个外国人的设计的，我没想到他们会接受我的设计。而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情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在世界各地做建筑，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一样，不可能在日本修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正因为这样，才存在原创的可能。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全美国都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家族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民居建筑，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请到总统府。
贝聿铭：我记得当时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话，我收到办公室发来的一个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听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我入选了。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着默契，并希望能一起合作完成这项工程。
图书馆的馆址选在哈佛，但与轰动一时的开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建一直悬而未决，花了10年的时间选址，工程才得以完成。肯尼迪的夫人杰喹啉说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比。有人说这是贝聿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但它不是。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候，在波士顿保险公司大楼窗户被风吹落下来，玻璃散落了整个街道，三分之一的窗户都掉了。批评和责难蜂拥而至，批评家毫不留情，贝聿铭非常艰难。贝聿铭几乎被推到悬崖边上，尽管他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7年以后，门窗公司对这件事情做了了结，但这件事对贝聿铭及其家人的伤害已经造成。贝聿铭说：这次事故以后，那些公司都愧见我们。就在贝聿铭招来骂名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迎来了它的落成之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贝聿铭说：这个建筑应该具有一种纪念碑似的的气度，他采取了宝石切割一样的手法。这种干练的线条是这个建筑的精髓，任何圆钝的形状都会减弱这种气势。工人拒绝干活，因为他从未干过，说切割石头会破裂，然后你会后悔，贝聿铭回答说：我明白，就是想试一试。然后工人们就说：那好吧，一切由你负责。
我自己相当满意，因为我现在差不多走到末了一条路了，再过去我很难做太多建筑，再过几年以后应该退休，说实在5年以后，我现在预计身体还是可以。但是到了相当程度，相当时间应该说够了。以后不会再进步了，应该停了，这个很难决定，我现在很注意，到了什么时候不能再有贡献了，应该停我就停。
（同期声）塔后面的灯光没有变，我想让灯光简单一点，柔和一点，不那么刺眼。柔和一点。
摇滚对贝聿铭来说，也许是新事物，说成反叛艺术，那绝对不是。
（同期声）音乐更轻一点，所有的场景都以很柔和的方式出现。时不时地有一些变幻。
（同期声）你喜欢摇滚吗？不像喜欢孩子那样喜欢。
（同期声）那是猫王，是的我猜是。
（电视台演播室/同期）J•Wenner（滚石杂志）：在我们研究了贝聿铭的背景以后，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前一天我终于明白过来，我明白了，我也可以做这个建筑，我意识了，建筑和音乐的契合点，我说好吧。这是一种什么风格呢？是充满活力。我曾竭力反对，原因是他的要价太高，他的名字毕竟是“我是收钱的”不是“我是免费的”。
贝聿铭：我两周前来过这，每来一次，就更喜欢。这个建筑需要人，假如空空的，像我两周前见到的那样，我心里就不很舒服。但现在看见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才觉得这个建筑有了生命。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公众进来的那天。
贝聿铭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说和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变的年轻了许多，每次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穿着那套在中国缝制的西服。有评论家形容他的服装很正式，但还不至于正式到让别人误会他是一位银行家。他身上流露出的艺术气息让人一目了然，他俏皮的眼睛是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充满活泼的气息。
我一直在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挑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出现都不一样，特别是对我来说。我很幸运，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我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尽相同。我怎么能在日本建造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呢？怎么可能那样呢？那是错误的。而正因为如此，才存在原创的可能性。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面，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相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一生钟爱音乐，他把自己的建筑比做巴赫的音乐。美国的达拉斯拥有一流的交响乐，却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他真想造一个音乐厅，两者一拍即合，贝聿铭用环形结构创造空间，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让人们忘记白天的琐事，进入另一个时空。贝聿铭用这种设计来放松人们的精神。这里头他运用了中国园林中借景的方法。
贝聿铭：中国园林是变得很厉害，弯弯曲曲的，借景也是中国园林出来的，建筑借景很重要。比如说像法国的大花园，就是皇帝的花园，站在那儿一目了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中国的园林弯弯曲曲很多景，你要这么一弯另外一个景，走几步再看一看又是一个景，这个巧妙地很，这个对我的建筑有点影响。
第一次回到祖国，设计的作品就是香山饭店，他想通过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协助中国建筑界搜索一条新路。他想振兴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特色——不是迂腐的宫殿，而是寻常人家的白墙灰砖。他相信这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告知现在的力量。
贝聿铭：1980年起手施工，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中国能够施工新的建筑很少，技术方面是差一点，那是对的。那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管理。管理差得很，老实说管理不够好。现在还是有问题，有很多朋友回去，他说你的建筑我住到那个地方去，回来以后，我说你不要再去，你去了会不开心。我根本没有回去过，我到北京去好多次，香山饭店没有回去过。我的夫人看到这个窗很脏，玻璃窗。她说这个不行啊，外面的风景看不到，她去擦，这个有其事，但是这也是中国过渡的时候。中国在1982年跟中国现在20年以后大不相同，所以我现在回去很愉快，我觉得中国是改进了。20年前的中国跟现在大不相同。
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有人说他的建筑像竹子，比如中国银行，他自己也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也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闪耀着的光芒都还在。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有震惊效果的你无法选择的美感。
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五十七街，赶着回家
在纽约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
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与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贝聿铭今年83岁，但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在上海市长大的中国人，要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因其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副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与旧。也许能从苏州老家古老庭园的石头和流水之间找到答案。
贝聿铭：我是生在中国的，我长大是在中国长大的，到了17岁到美国，所以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可是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所以这两方面是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冲突，我觉得没有。我的生活还是根本没有影响。
贝聿铭1917年出生在一个出吴侬软语，也出美女的地方——苏州，他的母亲是一位笛子高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给他起名聿明，有光明的意思。贝聿铭属蛇，蛇年出生的人被说成是迷人、直观、果断，穿着虚荣、固执己见。贝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石头有很多洞。贝聿铭回忆说，通常父亲把石头放入水中，由下一辈人再去捞出来。这是一个只有在苏州那个地方才有的事。在中国，石头在扭曲的外型之下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表象，也就是宇宙的幻想。
贝聿铭：狮子林以前是我们贝家的，贝家有了这个花园是100年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很少人进去，是私家的公园，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是几百人在里面也有。所以狮子林这个花园，现在这个面貌跟以前完全改了。
贝聿铭的祖父是一位书法家，父亲贝祖诒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投身北京中国银行会计部。1927年被送到上海，他进了中学，上海在二、三十年代代表时髦、浮华。有人说：没有比这儿更紧张刺激的生活。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中，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企求与祈祷。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那个时候，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况且他很能推销自己，最适当的是去当律师，没想到他当了一个建筑师。
贝聿铭：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我最会打弹子，打弹子是我唯一的娱乐。打弹子对面就是大光明戏场，是电影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对我有很大影响。同时那时候有一个新的高楼，那个是叫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一下。所以对我也有一点影响。
坐落在上海南京街的大光明电影院和60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曾经是贝聿铭中学时代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学会用英文唱歌。那个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里能看到最好的好来坞电影，美国的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上海，象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贝聿铭感受到周围环境里有股认同权势的持续压力，并且造成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贝聿铭：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三种。一个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三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在上海，贝聿铭必须选择前途的时候，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他说我早已了解银行家的生活并不理想。我父亲的经验使我明白，银行家一直在承受压力，他并不快乐。贝聿铭心中的神奇的事情就是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26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贝聿铭：我们现在已经改进好多了，现在觉得这种建筑物根本不稀奇。那是很自然的，再过50年，看我现在做的建筑，普通人看了也是如此，这个很简单的。我们现在比他还做得好，做得高，做得美，很可能，免不了的。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自己对绘画基础并不自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基于他画画的基础，建议他重新考虑。但贝聿铭坚持自己的选择，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头。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当时许多建筑师都流于形式，轻视功能价值。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Busier，学到了“自由”的概念，这一点对贝聿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果你只想到建筑，你就无法成为大时代思想发展的一部分，你就失去很多东西。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哈佛大学的Mareel•Breuer教授对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Mareel•Breuer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Mareel•Breuer天生会喝酒，一杯接一杯，不用吃任何东西，贝聿铭说：我没有学他喝酒，我学他的建筑。
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卢艾琳来到欧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们10年前在波士顿相遇，1942年结婚。
（同期声）我们在最差的地方住，在最好的地方吃。
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他说：它们很高，用石头来建造这么高大的建筑，那些近乎于达到极致的东西总是让我心动不已。
贝聿铭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香港的中银大厦。而设计高楼大厦并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中银大厦已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65岁的贝聿铭完成了这个设计。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为国人留下一栋傲人的摩天大厦。他说：我必须说我感到骄傲，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下集
贝聿铭的一生的七十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利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将外交手腕和设计的独特混合运用在中国银行、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法国巴黎卢浮宫等七十多件建筑上。尽管有巴黎民众对卢浮宫改建的反对声浪以及波士顿保险公司建筑大楼窗户纷纷跌落街头的灾难事件，这些并没有影响贝聿铭跻身全球最重要建筑师的行列，他是现代主义风格迈向人性化的工具。他的知名度证明，不必借助过度装饰或历史的陈词滥调一样可以创造出绝妙的公共空间。他把自己设计的建筑比作自己的女儿。
贝聿铭：就是这样，好像有人生了十几个女儿，哪个最好，我没办法回答，每一个都有她的特点，每一个都有她的挑战。所以很难很难说。
贝聿铭极力追求光线、透明、形状，而最主要的并不是贝聿铭的建筑和他本身捉摸不定的个性，而是这位现代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游移不定，赋予他的历险一种英雄特质，贝聿铭试图设法修复他这一代因为未曾经历苦难，过度优雅，而对人世造成的一种似乎永远难以弥补的时间差距。巴黎卢浮宫拿破仑广场升起了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壮丽的景观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巴黎的新地标。
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1926年，他的父亲曾经是这里的经理。中银大厦曾经是全亚洲最高的建筑，他接受这项使命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因素。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香港/同期声/贝聿铭：我还是个孩子时在香港呆过，和今天太不一样了。事实上，我最怀念的是当时咖啡豆的香气。六、七十年前，我特别喜欢从山上走下来去学校，闻那股咖啡香。遗憾的是，贝聿铭的父亲已经去世，连儿子设计的模型照片也没有见到。
贝聿铭：有一次，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念建筑，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香港预备要造一个新的大厦，那是老的中国银行，我说你什么意见？我也很想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银大厦在汇丰银行旁边，现在还存在，老的中国银行现在还存在。他说造银行，最重要的是要给人民要看得出觉得是这个银行是很坚固的，很有力量的，所以用玻璃，他说少用玻璃，那是60年前的看法，后来汇丰银行造都是玻璃，我们现在也是很多玻璃，以前看法说银行要坚固，好像一个能够不是轻易可以进去的，这个是很重要，他就是发表这个意见，以后就没有了，没有说过了。
贝聿铭设计中银大厦面对的建筑抵御住地震和大风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也给这个建筑带来特色，他成功的做出了工程设计的大胆尝试，建筑的最高脊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分到四个角上，脊柱每到一个交汇处就将重量分散到四周的分柱上，通过把重力引向外部，整个结构可以不使用任何内部支撑物，从而达到节省钢材开支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强调实用功能的例子，它强调了结构胜于形状，从而成为贝聿铭充满激情的几何学概念。当时65岁的贝聿铭说在西方各大城市戴着高帽的后现代主义大楼林立之时，中银大厦就成了东方有所回应的建筑，也成为象征香港回归后的前景。它必须是光明的，一定要矮化香港其它殖民地色彩的象征。所以中银大厦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银行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
可是当时国家还不是很富裕，拿出了一亿三千万美圆，也就是十亿八千万人民币用来修建中银大厦。而旁边的汇丰银行当年的时候已经花了十亿美圆，也就是八十三亿人民币，贝聿铭说，我们不能跟别人比谁的钱多钱少，只能想办法，活人是不会被尿憋死的。
贝聿铭：省了很多钱，我们因为用三角形的关系，在钢条方面的重量差不多省了一半，所以有道理的，在工程方面很有道理。所以你要说，风水不好。我不想这条路的，我想对建筑方面，能不能找一个最好的办法。造很高的高楼，同时用最少的钢，钢的重量，这是我唯一的想法。对于风水方面好不好，这个是其次的问题。
大楼竣工后，在香港很多人说中银是一把刀，关于风水的话题就此展开。贝聿铭承认吸收了风水先生的一些说法，用水，在高楼两旁都有水下来，贝聿铭说这个水是源，是财源，所以水到下面变成一个池子，池子养鱼，中国人认为就把财给蓄住了。
贝聿铭：风水是很有道理的，有很多人从风水上要做生意的话，很多地方我就反对。风水是有道理的，不能太那个，要完全说，什么东西都要。我这个台子应该这么弯一弯，这个门应该改一改，这种的风水我不信。不过风水你不能不信，中国以前就说你造房子依山傍海，这个话是对的，朝南也是对的，所以很多地方，跟风水是有关系的。
当时风水之说在香港相当流行，这种试图抚慰未开化世界的神秘论调和迷信行为非常不搭调的跟监控全球市场的高科技金融中心并存。贝聿铭说风水是涵盖了文化的意义和智慧，但另一方面它不合理的是让西方人认定中国是一块落后迷信的土地。在香港能找到最迷信的人，贝聿铭说风水在那儿是门大生意，风水师就像律师一样，他们无所不在，你的一举一动都得请教他们，我知道我有麻烦了，但我并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我这都不信，机关枪是早，它是比我们早嘛，汇丰银行比我们早5、6年，他早就有了，这个机关枪并不是对我们，旁边的人说这句话我不信，他是因为洗窗的关系，有东西吊，所以缘故是这样，我根本不理它。很多舆论认为他对我们打，我们打回他。没有这个事。因为风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光的照明的关系，风水的关系，他说这个房子那么很尖的，好像一把大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反光镜，还有比如香港总督威尔逊先生，他们另外一个办法，他就住在我们旁边，所以他用什么办法，他种了一棵柳树，以柔克刚，最后柳树也死了，所以这个都是迷信。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水不能说得太，也是有道理的，真的要进去，我这个中文现在差，我来了美国65年了，所以一时想不起这个话。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贝聿明的父亲曾经告诉儿子学成回国建设和分享中国的未来，而日本入侵，中国人正奋起抗日，贝聿明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
使得他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后来贝聿明决定加入美国籍，他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也是一个痛苦的抉决，毕竟要放弃自己的国籍，要我放弃中国，这太难了。他只能尽他的本分干好自己的事情。
贝聿铭：此后的几年十分艰难，我不能回去，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势力已经超过蒋介石，整个国家处于国内革命时期。我父亲走了，我们与祖国失去了联系。所以这些事情使得我无法正面的面对回国工作的想法。所以1954年我决定加入美籍，这个选择很难做出，因为你必须放弃自己的国籍，去得到另一个，这当然很真实，但要我放弃中国的确太难了，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有一个美国家庭。事实上我的孩子们都是美国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还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应该这样走。
我下笔，不想我是中国人，中国应该这么做这个建筑，没有这种，这样做是错的。可是我无意中不能说没有影响，一定有影响，可是不是很明显的，不是我说应该有中国的风格，我的建筑，因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的，应该是中国风格，没有这个事，不能这样走。我在美国做建筑，要想美国的生活如何，美国的环境是什么，美国的历史是什么。在法国也是如此，也要看看法国人民的生活，法国的历史，然后下笔画。不能想到我是生在中国的，这条路不是应该这样走。
战后的美国纽约百废待兴，使贝聿铭无法安宁的处在哈佛的讲台上，他投身到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但贝聿铭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作是为一位房地产商工作。这个开发商极端的自负，以至于想满足他的自负你就得做出很特别的事情。
贝聿铭和这个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当时城内最具创造性的建筑是一些廉价的房屋，贝聿铭说他知道人们是首先怎么生活的，1951年，我被生活在华盛顿的贫民窟建筑惊呆了，有的人住在破旧的屋子里，石头在华盛顿城里乱飞，水管也是露天铺设的。这种情况立刻使我的神经兴奋起来。贝聿铭开始对居民的住宅产生兴趣。在建民宅这段时期里，贝聿铭积累了工程的经验。但设计只能局限于具体的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个时候贝聿铭的手下有75人。他们为我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希望他们走。为了让他们留下来我必须在外面拼命地找活。你总不能对下属说你们自己谋生路去吧，当时幸运的贝聿铭接到一个单子，坐落在克罗拉多州的落基山脉山谷中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在事业上新的起点。这成为贝聿铭一生中第一次与客户建立长久的友好的私人关系。从城市一下子放到自然的环境中作建筑，对贝聿铭来说又是一个挑战。贝聿铭去看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建筑，他说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自己所知的有多么贫乏，但一旦领悟，我挖掘到不断设计的兴趣。
贝聿铭：你想一想，你不能造高楼，同时你这个面积也很大，所以这个是个条件。非常难做。所以我从古代找，有什么相同的，根本没有。所以一定往新的地方，新的一条路走。
在修建完美国大气研究中心30年后，贝聿铭受邀到日本东京的大山里，在自然的环境里建造一个钟塔。这座钟塔的形状是受到日本一种传统乐器的启发，这也是贝聿铭作品中最像雕塑的一个。建筑和雕塑是相关的，但雕塑始终不是建筑，贝聿铭一直强调建筑必须有生命，要由人来使用它来检验建筑是否有生命，而他的太太卢爱玲则一直是他最不客气的批评家。钟塔设计完成之后，日本人鉴于贝聿铭的精湛设计，再一次邀请他为博物馆作设计。博物馆选在山上。贝聿铭给日本人讲了一个中国桃花源记的故事。1500年前，一群人躲进一个山谷生活，没有外人知道。有一天，一个渔夫，无意中进了那个山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保持着300年前的风格习惯和生活。
日本人知道这个故事，都说，要是能把博物馆做成那种感觉就好了。贝聿铭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的经验和智慧，加上他的天分包括让大家不计代价地追求比原来所希望更美好、更具企图的东西，他能够神奇微妙而不留痕迹地将客户引领到更高的价值观，并且让客户做出超出他们原来所要求的水准。贝聿铭是有意与自然界无形力量调和在一起得到深沉的宁静的人。他说看到中国的许多寺庙，庭院，你会发现他们与山和树、自然背景结合得那么天衣无缝。几百年前的中国的建筑师就知道这一点，现在并不是说来重复那些传统的形式。但如何使建筑保持现代的风格是个问题。让一个现代建筑带一个绿帽子的事情，让一个现在建筑戴一个绿帽子的事我绝对不会做，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贝聿铭第一次在日本设计作品，贝聿铭说日本人是很难接受一个外族文化和一个外国人的设计的，我没想到他们会接受我的设计。而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情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在世界各地做建筑，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一样，不可能在日本修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正因为这样，才存在原创的可能。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真正成为公众人物是在美国历史出现转折的时期，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全美国都笼罩在异常的气氛中，修建肯尼迪图书馆成为总统家族的头等大事。肯尼迪家族邀请了世界知名的建筑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聚会，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机会。贝聿铭当时名气不大，只做过一些民居建筑，不知道为什么也被请到总统府。
贝聿铭：我记得当时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话，我收到办公室发来的一个电报，让我在某时某地接听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咖啡馆，电话响了，是总统顾问，他说我入选了。总统夫人觉得和我有着默契，并希望能一起合作完成这项工程。
图书馆的馆址选在哈佛，但与轰动一时的开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修建一直悬而未决，花了10年的时间选址，工程才得以完成。肯尼迪的夫人杰喹啉说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比。有人说这是贝聿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但它不是。就在贝聿铭春风得意，人们开始关注他的作品的候，在波士顿保险公司大楼窗户被风吹落下来，玻璃散落了整个街道，三分之一的窗户都掉了。批评和责难蜂拥而至，批评家毫不留情，贝聿铭非常艰难。贝聿铭几乎被推到悬崖边上，尽管他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7年以后，门窗公司对这件事情做了了结，但这件事对贝聿铭及其家人的伤害已经造成。贝聿铭说：这次事故以后，那些公司都愧见我们。就在贝聿铭招来骂名的时候，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迎来了它的落成之日。最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的顶部直冲天空，几何图形的玻璃充分吸收阳光，像一个现代的教堂。贝聿铭说：这个建筑应该具有一种纪念碑似的的气度，他采取了宝石切割一样的手法。这种干练的线条是这个建筑的精髓，任何圆钝的形状都会减弱这种气势。工人拒绝干活，因为他从未干过，说切割石头会破裂，然后你会后悔，贝聿铭回答说：我明白，就是想试一试。然后工人们就说：那好吧，一切由你负责。
我自己相当满意，因为我现在差不多走到末了一条路了，再过去我很难做太多建筑，再过几年以后应该退休，说实在5年以后，我现在预计身体还是可以。但是到了相当程度，相当时间应该说够了。以后不会再进步了，应该停了，这个很难决定，我现在很注意，到了什么时候不能再有贡献了，应该停我就停。
（同期声）塔后面的灯光没有变，我想让灯光简单一点，柔和一点，不那么刺眼。柔和一点。
摇滚对贝聿铭来说，也许是新事物，说成反叛艺术，那绝对不是。
（同期声）音乐更轻一点，所有的场景都以很柔和的方式出现。时不时地有一些变幻。
（同期声）你喜欢摇滚吗？不像喜欢孩子那样喜欢。
（同期声）那是猫王，是的我猜是。
（电视台演播室/同期）J•Wenner（滚石杂志）：在我们研究了贝聿铭的背景以后，有意思的是，两个月前一天我终于明白过来，我明白了，我也可以做这个建筑，我意识了，建筑和音乐的契合点，我说好吧。这是一种什么风格呢？是充满活力。我曾竭力反对，原因是他的要价太高，他的名字毕竟是“我是收钱的”不是“我是免费的”。
贝聿铭：我两周前来过这，每来一次，就更喜欢。这个建筑需要人，假如空空的，像我两周前见到的那样，我心里就不很舒服。但现在看见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才觉得这个建筑有了生命。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公众进来的那天。
贝聿铭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他说和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变的年轻了许多，每次在这种场合，他总是穿着那套在中国缝制的西服。有评论家形容他的服装很正式，但还不至于正式到让别人误会他是一位银行家。他身上流露出的艺术气息让人一目了然，他俏皮的眼睛是他文质彬彬的外表充满活泼的气息。
我一直在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挑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每个问题的出现都不一样，特别是对我来说。我很幸运，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我的工作，每个地方的历史风俗都不尽相同。我怎么能在日本建造一个和达拉斯一样的建筑呢？怎么可能那样呢？那是错误的。而正因为如此，才存在原创的可能性。你不必总是将自己的风格强加到作品里面，使每个地方的建筑都相雷同，所以创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在时代、地域和出现的问题中寻找创新。
贝聿铭一生钟爱音乐，他把自己的建筑比做巴赫的音乐。美国的达拉斯拥有一流的交响乐，却没有一座真正的音乐厅。他真想造一个音乐厅，两者一拍即合，贝聿铭用环形结构创造空间，一旦你开始走动，整个空间也开始移动，让人们忘记白天的琐事，进入另一个时空。贝聿铭用这种设计来放松人们的精神。这里头他运用了中国园林中借景的方法。
贝聿铭：中国园林是变得很厉害，弯弯曲曲的，借景也是中国园林出来的，建筑借景很重要。比如说像法国的大花园，就是皇帝的花园，站在那儿一目了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中国的园林弯弯曲曲很多景，你要这么一弯另外一个景，走几步再看一看又是一个景，这个巧妙地很，这个对我的建筑有点影响。
第一次回到祖国，设计的作品就是香山饭店，他想通过建筑来报答孕育自己的文化，协助中国建筑界搜索一条新路。他想振兴一般人都能了解的特色——不是迂腐的宫殿，而是寻常人家的白墙灰砖。他相信这绝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告知现在的力量。
贝聿铭：1980年起手施工，那个时候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中国能够施工新的建筑很少，技术方面是差一点，那是对的。那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管理。管理差得很，老实说管理不够好。现在还是有问题，有很多朋友回去，他说你的建筑我住到那个地方去，回来以后，我说你不要再去，你去了会不开心。我根本没有回去过，我到北京去好多次，香山饭店没有回去过。我的夫人看到这个窗很脏，玻璃窗。她说这个不行啊，外面的风景看不到，她去擦，这个有其事，但是这也是中国过渡的时候。中国在1982年跟中国现在20年以后大不相同，所以我现在回去很愉快，我觉得中国是改进了。20年前的中国跟现在大不相同。
在美国移民一般都会迷失在不同的文化中，最后找不到真正的归宿，只有中国人例外。身为一个文化缝隙中的优雅摆渡者，贝聿铭可以说是鱼和熊掌兼得的人，当往事成为贝聿铭在美国的绊脚石时，他吸收西方最高级的事物，同时不放弃本身丰富的传统。他与海外华人维持联系，经常光顾中国城，喜欢吃毛蟹、凤爪和鸭舌头。有人说他的建筑像竹子，比如中国银行，他自己也像竹子，再大的风雨，也只是弯弯腰而已。
也有人说贝聿铭的耐心、他的体态、他的精力、他的习性与魅力以及他眼睛里闪耀着的光芒都还在。他从不缅怀过去，而是专注于现在。贝聿铭说,我把每个醒后的早晨都当成一件礼物，因为这表示还有一天可以工作.他只做他认为美丽的事，那就是有震惊效果的你无法选择的美感。
在纽约，人们常常看到建筑大师贝聿铭像青年人一样敏捷地冲过第五十七街，赶着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