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秦始皇的“纠缠”：民国时骂 建国后夸

　　按理说，前人已逝，后人不应再论及前人的功过是非。但郭沫若却和秦始皇苦苦“纠缠”了一生，从大骂秦始皇到艰难转变观点，直到最后依然无法改变初衷，引得推崇秦始皇的毛泽东也写诗给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

　　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中，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亡之期愈近。”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对于秦始皇“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引唐弢文）”。他甚至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

　　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

　　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作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了这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就没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立予驳斥：“民主人士也称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与他们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郭沫若重谈焚书：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

来源：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