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军嫡系高级将领如何成为“最大共谍”

　　1949年8月，风雨飘摇的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阻止解放大军入川。但蒋介石万万没想到，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带领的72军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一手部署的“守卫大西南防线”不攻自破，败逃台湾的蒋介石痛心地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

　　郭汝瑰曾官至国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1945~1949年间，郭汝瑰累计向中共传递了100多份机密军事情报。这位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是如何成为“最大的共谍”呢？本报记者专访了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和有关研究人员，为读者展现出一场鲜为人知的谍战风云。

　　深受陈诚、何应钦等赏识 军事机密源源不断递往延安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铜梁，黄埔军校五期学员。1928年加入共产党，时逢国民党大肆“清共”，郭汝瑰因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归国后，原来的党组织已联系不上，郭汝瑰进入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七七事变”后，郭汝瑰被调到陈诚的18军14师任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日机狂轰滥炸，79师伤亡很大，几位军官斗志动摇，郭汝瑰主动请缨，代替42旅旅长曾粤汉去前线，他在指挥所给师长留了封遗嘱，率领两个团与日军拼死冲杀，坚守了几天几夜，42旅8000多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000来人，硬是守住了阵地。此战过后，郭汝瑰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陈诚不久将他调到国防研究院重点培养，蒋介石欣赏郭汝瑰的英勇，让他担任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此后几年间，郭汝瑰一路晋升。1946年9月，郭汝瑰先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部队编制，之后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不久又任作战厅厅长，被授予国民党中将军衔，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

　　郭汝瑰之子郭相操现住重庆，他对本报记者介绍道：“1943年，父亲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曾多次欲尝试联系党组织，然因没有门路屡次无果。抗战胜利后，父亲通过关系终于联系上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董必武后来在重庆石灰市的一个教堂里秘密接见了父亲两次。”中共高层指示郭汝瑰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高层从事情报工作，与中共党员任廉儒保持单线联系。

　　郭汝瑰共留下了八本日记，记录着当年在国民党的生活，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哪一天开会、哪一天做决定，一直记到1949年，遗憾的是，后来日记在“文革”中都不见了。

　　1946年郭汝瑰任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时，蒋介石调遣装备精良的新六军（国民党于1944年5月合成，1948年10月被歼灭）到东北剿共，郭汝瑰向任廉儒传递了一个重要情报：新六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后勤装备补给只有五天。掌握这一情报后的解放军及时调整了作战策略，挫败了新六军的“速战速决”计划。

　　1947年3月，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源源不断地向任廉儒提供作战计划的情报。

　　一天，蒋介石突然来电让郭汝瑰以作战厅的名义告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立即按斩首计划实施”。郭汝瑰不清楚计划的具体内容，蒋介石又隐晦地说道：“你只管叫胡宗南按计划执行，他会明白的。”郭汝瑰隐隐觉得这个计划跟延安有关，很可能是进攻延安，他立即约见任廉儒，将情报传了出去。

　　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确定了“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伺机同共军决战”的计划，就在作战方案还在送蒋介石审批之时，郭汝瑰就将情报通过任廉儒送到了解放军的指挥机关。解放军在以后的作战中占据了主动。

　　郭汝瑰大量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引起国民党内部一些人的警觉，他也因此多次陷入险境。

　　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准备渡江，蒋介石为此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把作战方案及时交给任廉儒，然当日陈家康（任廉儒的联系人）因事离开了上海，任廉儒便让上海民革主委的王葆真转交给党组织，不料民革地下组织突然遭受破坏，王葆真被捕。王葆真已是一位古稀老人，被捕后至死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郭汝瑰转危为安。

1947年莱芜战役国民党军惨败，当时从山东逃回的国民党军官就曾向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老牌特工邓文仪透露：“郭汝瑰是共谍，有通共行为。”邓文仪立即报告杜聿明。虽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杜聿明开始处处留意郭汝瑰的行踪。杜聿明曾告诉顾祝同“郭汝瑰有匪谍嫌疑”，但顾祝同不信。

　　看到国军在孟良崮、淮海战役中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槐经手，杜聿明更加怀疑郭汝瑰是间谍。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杜聿明曾当面大骂：“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

　　杜聿明后来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言行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呵斥道：“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

　　不止杜聿明曾经怀疑过郭汝瑰，蒋纬国的手下也曾发现有“可疑人员”与郭汝瑰接触。蒋纬国给戴笠写信，准备让军统局介入调查。没想到送信的人到南京后，恰好戴笠有事去了北平，这个人就把信送到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幸运的是，后来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此事不了了之。”郭相操说。

　　郭相操告诉记者，山东解放后，一天傍晚郭汝瑰正准备回去，突然一位军统人员跑来说：“我们抓住了一名从山东那边来的人，说是找郭厅长的。”郭汝瑰当时想可能是军统设的局，没有轻举妄动。第二天，郭汝瑰打探到被抓的人已在狱中牺牲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才知道山东解放区确实曾派人来找过他，但该联络员后来一直没有音信。

　　多年后，郭汝瑰曾问被俘的杜聿明：“你为什么一直怀疑我是中共的人？”杜聿明答道：“山东来人时。”可见，杜聿明之前的怀疑并不是空穴来风。

　　一生廉洁自守

　　郭汝瑰的儿子郭相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抗战时期，郭汝瑰坚持不贪污，薪金还不够维持家里的开支，还要靠弟弟在银行工作、兼做些买卖来补贴家用。“父亲一直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父亲到南京任职，一家人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平房居住，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我父亲，但蒋经国在四条巷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后经询问才知道我们家就住在肉铺店上面的二楼。我父亲当时不在家，我母亲、我、姐姐等正在家中吃饭，蒋经国上楼以后，我母亲以为是父亲下属的人，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就没再多招呼了。蒋经国见我们家饭桌上并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心中很是敬佩。”

　　去世时老同学来信

　　信封里面是一张白纸

　　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不幸去世以后，郭相操曾收到了他原来在国民党里老同学和老同事的来信，有好几个人的信封里面都是一张白纸，“当时我没有理解，后来就懂了，父亲在陆军大学与他的同学分手时曾相互赠言道：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年来，大家的立场和观点不同，在他们眼里，我父亲害得他们两百万人都跑到台湾去了，他们对我父亲是很恨的。但他们通过一张白纸，却又道出了大家相互间挥之不去的同学情谊。”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