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伟大女性——杨虎城的夫人张蕙兰
陕西长安县（今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里，有座1993年落成的新坟，那墓碑上写着“陕西省政协委员张蕙兰之墓”。许多人感到奇怪：这位政协委员为何埋在杨虎城将军的一侧？她和杨虎城生前是什么关系？笔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了33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杨虎城的密使》，对杨家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其后，又对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儿媳陈因、女儿杨拯英等先后进行了多次采访，并在2003年11月26日由杨虎城纪念馆召开的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一批杨虎城的家书和历史照片，进而参阅了杨虎城之侄杨拯湘撰写的《回忆杨虎城将军的夫人张蕙兰》，这才凝成了这篇鲜为人知的纪实文章。
敬茶礼与姐妹情/千里寻夫路/别夫情中恋夫情
杨虎城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夫人，其中罗佩兰、谢葆真是两个不同时期的随身夫人，出头露面，许多报刊作过大量的报道。张蕙兰是鲜为人知的又一位夫人。她的故事得从杨虎城的清贫少年时谈起。
杨虎城，小名杨久娃，大名杨忠祥，又名杨亚，1893年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户贫农家庭。13岁便到距本村10多里外的孙镇小饭铺做童工。15岁那年，父亲杨怀福因受仇人陷害，被清政府处死于西安，终年44岁。杨虎城无力埋葬父亲，便与7户乡邻成立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后来扩大为中秋会。辛亥革命前夕，中秋会发展到数百人。1911年10月，继武昌起义之后，陕西也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领中秋会中的青壮年参加了革命队伍，并于乾州、永寿一带，击败了清军。1913年退伍还乡。1914年，当地恶霸李桢勾结官府，强占民女，横征暴敛，无恶不作。杨虎城召集中秋会的一批贫苦农民，齐心合力，打死了该恶霸，为民除了一害。于是，杨虎城名声大震，但官府紧追不放，逼得他带着一批穷苦农民成了反对官府的“刀客”。
孙镇有个小中药铺，老板兼中医，名叫张养清，为人善良，明理是非。他对杨虎城的遭遇和为人深表同情和赞许。偏巧，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的娘家也在孙镇。杨虎城离家出走之后，孙一莲就到娘家排解心中的忧愁。张养清听说杨母回娘家探亲，便主动前去探望。并以低一辈的谦恭称谓，称杨母为“姑姑”，杨母则称他为“养清兄弟”。也许因为心急上火，杨母到孙镇后得了一场病。张养清便为她治病送药，关怀倍至。
张养清有个姑娘，叫张蕙兰。这姑娘非常乖巧，每天都去送汤药，深得杨母疼爱。在与娘家人闲聊时，杨母摸着张蕙兰的头，叹息道：“俺命苦呀，没个女儿，要是摊上这么个儿媳妇也好呀！”
张养清闻讯后非常高兴，他让人传过话来：“姑姑要是不嫌弃，那就攀门亲吧！当女儿、媳妇，那怕丫环也行！”
就这样，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这门亲事。
1916年，杨虎城成了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
这一年，杨母派人把张蕙兰引进家门，开始以母女相称。第二年，战火不断，杨母便对小儿子杨茂三说：“去，把你哥叫回来！”
杨虎城回到家中，尊母命与张蕙兰正式拜堂成亲。此前，杨虎城已与罗佩兰完婚。
杨虎城的第一位夫人罗佩兰，一直随军行动，并跟着部队操练，很快学会了骑马、射击以及包扎伤员等技能。她还组织了一支家属支前队，经常冒着炮火亲临前线慰问士兵，鼓舞士气。紧急关头，她曾救过3个士兵的生命，所以，官兵们都称她为“巾帼英雄”、“军中花木兰”。
后来，由于鞍马劳累，罗佩兰病魔缠身，偏在这时，她又怀了孕。更为凑巧的是，杨虎城所在部队接到了开拔陕北榆林的命令。不能再让她随军奔波了！杨虎城就将她送回蒲城老家。
杨母见儿媳怀孕归来，自然喜不自禁。使杨虎城始料不及的是，张蕙兰礼数十分周全。刚进门，张蕙兰让杨母坐上席，让杨虎城和罗佩兰各为左右。待三人坐定之后，张蕙兰便落落大方地先向杨母施礼，再向杨虎城和罗佩兰各施一礼。紧接着，她端过热茶，先给婆婆和丈夫各敬一杯。然后端起第三杯，走到罗佩兰跟前说：“姐，妹妹给你敬杯茶。”
罗佩兰一时不知所措，杨母轻声说：“喝吧！这是礼节。”
待罗佩兰呷茶之后，张蕙兰说：“吃了这杯茶，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天，当着娘和虎城的面，俺向你保证，从今往后，你佩兰姐说向东，妹妹我不向西，你尽管吩咐好了！”
听了这番话，罗佩兰连忙放下茶杯，激动地与张蕙兰抱在一起，乐得杨虎城母子眉开眼笑。
1922年12月15日，罗佩兰在张蕙兰和婆婆的精心照料下终于顺利生下一子。
远在榆林的杨虎城得知喜讯，兴奋不已，于12月27日分别给母亲以及主持家政的胞弟杨茂三、主持家务的妻子张蕙兰各书信一封，并为儿子起名杨拯民。
1924年初冬，杨拯民两岁，会叫爸爸了。杨虎城捎来书信，希望能见到罗佩兰母子。张蕙兰对婆婆说：“让我送去吧！”征得婆婆同意后，她将家务全部交给了杨茂三，然后雇了两辆架窝子（里头既能坐，也能躺），悄悄地走上了千里寻夫路。
蒲城以北数县，早已被北洋军阀势力所控制，加上延安、绥德、米脂等地土匪出没，通向榆林之路被切断了。张蕙兰一行只好向东取道山西，从韩城禹门口东渡到晋南，沿汾河北上，经太原等地，在山西离石西渡黄河进入榆林，路上走了近一个月。
见到杨虎城后，罗佩兰激动地说：“两年多来，我们母子平安，多亏蕙兰妹妹的百般照料！这一路，没有妹妹的吃辛吃苦，俺母子俩早就困死深山了！”
杨虎城十分感激，欲留张蕙兰在榆林多住时日，张蕙兰说：“不了，天下不太平，得回去照顾娘！”两天后，杨虎城派两名护兵，按原路将她送回了老家。
扶老携幼避魔爪/英雄“怨满三秦”/贤妻劝夫登征程
罗佩兰再度随军后很快又有了身孕。这时，杨虎城升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转战关中的路上，罗佩兰母子跟着队伍在耀县药王庙住了些时日，然后便乘坐架窝子继续前进，到了三原县东里堡。行军途中，她的女儿出世，取名杨拯坤。罗佩兰身体原本欠佳，这一路的颠簸和分娩，使她的健康状况更差了。
为了让她有个安身处所，杨虎城便在三原县东里堡买下了一座深宅大院。
安定下来后，医生发现罗佩兰得的是肺结核。为防止传染，罗佩兰将长子杨拯民送至蒲城老家由张蕙兰抚养。
1926年春，为策应北伐军顺利北伐，杨虎城积极出击，把北洋军阀的势力吸引至陕西境内。于是，以刘镇华为首的10万镇嵩军便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扑向西安。镇守西安的陕西督办李虎臣在强敌面前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正当西安城内军心不稳时，杨虎城率领5000精兵，毅然冲进了城区。从此，杨虎城、李虎臣，二虎守城，坚持8个月，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极为壮烈的一页。
镇嵩军久攻不克，就在渭北地区到处搜捕杨虎城的母亲和儿子，企图掠为人质，迫使杨虎城弃城投降。他们在蒲城县拉网似地搜来搜去，但连杨家的一个人影都未找到。他们哪里知道，此刻杨家的“一老一小”，早已在张蕙兰带领下离开了故里，来到三原县东里堡那座刚买下的宅院里。院中的罗佩兰已经咯血不止，她对张蕙兰说：“这里也不安全，我跑不动了，万一不测，就用这手枪自行了断，决不给虎城添乱！拯坤太小，我让奶妈抱到村民中避难去了，拯民和婆婆全靠你了，赶快走吧，跑得越远越好！”
其后，张蕙兰带着“一老一小”，在渭北地区与敌军继续周旋。
1926年10月，冯玉祥、于右任带着救兵占领了渭北地区，直逼西安城下。这时，张蕙兰带着婆婆和杨拯民回到了三原县东里堡。躺在病床上的罗佩兰抚摸着杨拯民的头说：“多亏你这娘（指张蕙兰）呀！长大了要好好报答她！”4岁的杨拯民似懂非懂地直点头。
眼看着西安城就要解围了，忽然传来消息：镇嵩军在城外筑起炮台，准备血洗西安。罗佩兰担心杨虎城的安危，一着急，昏迷过去。醒来之后，她拉着张蕙兰的手说：“我不行了！咱俩同一个丈夫，世人说是情敌，咱俩却像亲姐妹。我死之后，拯民、拯坤，拜托你了！”说完，她头一歪，闭上眼走了。
11月27日，西安终于解围了。这次8个月守城，虽说胜利了，但代价何等沉重！守城居民因战、伤、饿而死达3万多人。尸体无处掩埋，集中堆放在城中荷花池里。无土覆盖，杨虎城下令士兵到城外，脱下军裤，一裤子一裤子地把土背进城内，洒在尸骨如山的荷花池上，故为“负土坟”，这就是今日西安革命公园里尚存的那两座露头坟茔的由来。
西安守城的庆功会，也是缅怀死难同胞的追悼会。杨虎城觉得对不起西安的父老，特地给大会题写了一副挽联：
“生也伟大死也伟大，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他向大家解释说：“前面十二个字是属于大众的，‘怨满三秦’四个字是对我杨虎城的。”
开战之后，城内很快弹尽粮绝，百姓纷纷饿死，有人请求开城投降，以保百姓性命。杨虎城左右为难：开城投降，虽说对得起西安百姓，却无助北伐，对不起全国人民。权衡再三，他选择了牺牲西安而成就全国革命。这就是“怨满三秦”之所指。
痛定思痛，杨虎城再也不愿当这样的狠心将领了。因此，开完庆功会后，他就带着参谋曹润华和两名勤务兵悄悄潜入富平县的一个朋友家里，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杨虎城一家左等右等不见亲人归来，甚至连具体下落都没有。国民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想出了“呼杨出山”的办法：让大报小报刊登罗佩兰病故和杨母唤儿的消息。不出所料，杨虎城惊闻噩耗，衣服没顾得换就快马加鞭地赶到了三原县东里堡。他一进门便扑棺而泣，哭得死去活来。
治丧过程中，上上下下的军政要员皆请求杨虎城出山任职，最为真诚的是于右任。于右任是国民党元老，德高望重，才华横溢，能诗词，擅书法，有“当代书圣”之誉。他与杨虎城交情甚厚。在他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时，曾被人摧毁了司令部。危急关头，杨虎城带着队伍，把他救出来并送往上海。孙中山听了于右任的汇报后，对杨虎城深表赞许，并批准他加入了国民党。这次治丧，于右任为罗佩兰写了墓志铭和这样的挽联：“有灵为我促杨虎，多难思君吊罗兰。”促杨出山之意尽在其中。
丧事完毕，于右任再次登门请杨出山。杨虎城很受感动，但放心不下家母和两个幼小的儿女，便和张蕙兰商量如何处置。
张蕙兰引而不发，只是一个劲地伤心泣泪。经丈夫再三追问，她才一抹泪水吐真言：“俺哭俺爹看错了人！以为你是军中豪杰，没想到这样不成器！妻儿情长不能没有，但不能误了大事！西安饿死3万多人，为什么？你把脖子一缩，对得起谁呀？俺跟娘在外逃难，不就让你痛痛快快干一场嘛！你呢，仗打胜了，却被自己打败了！要是佩兰姐在世，三言两语就说定了。俺无能呀！”
真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张蕙兰，在这关键时刻竟能说出这番电闪雷鸣般的话来，杨虎城被惊醒了，他顿时振作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好，我明天就出征！一家老小，全都交给你了！”
享福成了受罪/失去了唯一的亲生儿子/杨虎城下跪别妻
1927年5月，杨虎城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军总司令，旋即改任第十军军长。此间，杨虎城又与谢葆真成亲。
1928年春，杨虎城的部队全部撤出渭北，三原地区失去了安全保障，杨虎城一家老小又处在危险之中。杨母和小儿子杨茂三投奔远方亲戚去了。张蕙兰则带着6岁的杨拯民和4岁的杨拯坤，离开了三原东里堡，追赶杨虎城去了。娘儿仨经西安、陕州、徐州、临沂，在山东莒县见到了杨虎城。
两个孩子一直称生母为妈，养母为娘。如今添了谢葆真，怎样称呼？杨虎城说：“叫新娘吧！”
张蕙兰在莒县住了10天，总是闷在家里飞针走线。杨虎城说：“开开眼界去吧！我让张秘书带你去南京、上海、杭州玩玩，两个孩子离不开你，一块去见见世面。”
谢葆真6个月前生下一子，取名杨拯亚。这孩子刚出世就不得不跟母亲分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全国掀起了清党、反共、屠杀革命志士的浪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却达到了新的高峰。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希望，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几度表示愿意将部队逐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按照共产党的治军思想和军事路线彻底改造部队。
遗憾的是，当时“左”倾关门主义占上风的中共党组织不仅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而且还要在第十军中组织暴动。杨虎城认为这样蛮干不可能成功，因此，他不愿参加。他带着谢葆真去了日本。刚出生不久的杨拯亚只好寄养在南京的一位官太太家里。
杨虎城和谢葆真从日本回来后，因军务繁忙，一直顾不上去南京看望儿子。张蕙兰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所以，她一到南京就去找那位官太太。没料到，那位官太太是个不负责的人，怕麻烦，已将孩子送进教会办的保育院中。张蕙兰赶到保育院时，孩子正在患白喉，发高烧，没人照料。她连忙将杨拯民兄妹安置在一位老熟人家，让秘书盯着，不让他俩跑进医院，以防传染。张蕙兰一个人在医院里陪住了三天三夜，眼睛熬红了，饭也吃不下，结果，孩子还是死了。
张蕙兰心里好难受！她流着泪领着杨拯民兄妹到了上海，刚在旅馆里安顿好，楼下便发生了抢劫，她搂着两个孩子对秘书说：“上海不安全，去杭州吧！”
在杭州参观了万国博览会后，杨拯民突然发烧，张蕙兰说：“这个福不能享了，赶快回山东吧！”
娘儿仨在秘书带领下乘船到了青岛。一路的海浪几乎把张蕙兰的肠子都要翻出来了。上岸后，他们跟部队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部队已从莒县移驻博山。
杨虎城得知孩子生病的消息，连忙从博山赶到青岛，把杨拯民安排在日本人开的青岛同仁医院。经诊断，杨拯民患了肺结核，需住院治疗。
平时，杨拯民、杨拯坤都跟张蕙兰一块睡，如今张蕙兰要陪杨拯民住院，杨拯坤无人照顾，杨虎城就把她带回博山，交给谢葆真照管。杨拯坤不愿跟新娘在一起，到处乱跑，把腿跌断了。这时，部队要移防河南，杨拯坤又哭又闹要她娘，杨虎城就请了个保姆，把保姆和杨拯坤一同送到了青岛。
张蕙兰见杨拯坤腿上打着石膏，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她在医院附近租下两间民房，既要顾及住院的杨拯民，又要照料骨折的杨拯坤，跑来跑去，忙得团团转。
杨虎城曾歉疚地对张蕙兰说：“本想让你出来享享福，反而受罪了。眼下又要打仗了，孩子的事，顾不上了！”
张蕙兰还是那句老话：“有我呢，你就放心走吧！”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惊震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后，蒲城的叛军惧怕西安城的杨虎城兴兵惩罚，便扣押了杨虎城暂居蒲城老家的老母孙一莲作为护身的“盾牌”。杨虎城派得力人员将母亲从虎口救了出来，护送至三原县东里堡那座宅院。
老人见到儿子，痛心地说：“枉打了半辈子仗呀！既得罪了他蒋介石，就不该放他！你比他张学良大七八岁哩，五谷杂粮白吃了！你们呀，放蛇入洞，纵虎归山，等着报复吧！”一气之下，杨母病了。杨虎城也在西安事变之后的复杂环境中引发了心脏病。这时，谢葆真在北平治病，14岁的长子杨拯民正在北平读书，家里张罗事务的只有张蕙兰一人。她既要照顾丈夫，又要照料婆婆，无暇顾及亲生儿子杨拯仁的生活起居。儿子患猩红热好几天了，她一直不知道，结果，刚送进医院就断了气。张蕙兰受到这一沉重打击，精神失常了。
杨虎城心如刀绞，他因行动受限制而不能带她去外地大医院诊治，只好眼睁睁地听天由命。
焦急之中，谢葆真和杨拯民从北平回到了西安。
杨虎城对杨拯民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蕙兰母亲。多少年来，她为我做了许多奉献，可我给她的却太少了，你把她和拯坤带到北平去，换换环境，把病治好再回来。”
临别前的那天晚上，张蕙兰仍处于精神错乱中，连句告别的话也不会说，傻傻地坐在椅子上。看到这般情景，杨虎城流下了眼泪，当着儿子的面，给妻子下跪道：“蕙兰啊，就这样走了，虎城对不住你呀！”
第二天，杨虎城把张蕙兰送到火车站，对儿子杨拯民说：“本想带你一块出国，现在看来不行了，你娘离不开你，好好照顾她！”
此后不久，杨虎城带着谢葆真及7岁的儿子杨拯中到达上海，登上了出国考察的航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形势相当吃紧。杨拯民连忙带着张蕙兰和妹妹杨拯坤挤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回到西安，张蕙兰仍然神志恍惚。三天后，报上登载了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抗日的消息，杨拯民欣喜地拿着报纸对妹妹说：“看看，全民抗战了！全国抗战了！咱爹该回来了！”
听到这番话，精神恍惚的张蕙兰奇迹般地清醒过来。她从坐椅上一下子站起来，焦急地问：“你爹呢？你新娘呢？”
杨拯民回答说：“他们出国了，拯中也带去了，很快会回来抗战的！”
但是，当杨虎城一行从欧美回国后却被囚于南昌。
谈起这段经历，古稀之年的杨拯民在他谢世之前曾对笔者说：“要不是蕙兰母亲那场病，我肯定会像拯中弟弟那样，跟父亲一块出国，一块被囚，一块被害的。蕙兰母亲除了养育之恩，还有救命之恩，大恩大德呀！”
潜心抚育革命后代/无私收养受难遗孤/买地修坟建陵园
张蕙兰在西安长巷公馆大约住了5年，以后便搬到红埠街。杨虎城被囚之后，她家对面出现了一家茶水铺，这是国民党特务专为监视而设立的。针对这种情况，张蕙兰提高了警惕。她对孩子们说：“不要随便跟外人交往，不比从前了，小心被狗咬着！”
杨拯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他知道，娘的这番话是对他说的。
1937年初冬，杨拯民欣喜地对张蕙兰说：“延安共产党派人来接头了，我想去当八路军。”张蕙兰说：“路子对着呢！只是呢，延安太苦，你从小身体弱，怕熬不住。”杨拯民说：“延安那边也这么说，我不信，我要先吃点苦让人看看。”
于是，杨拯民组织了一批青年学生搞冬令营训练，自告奋勇任营长。营址设在三原县云阳镇的一座破庙里。不远处就是共产党创办的安吴青训班，负责人就是颇有名气的冯文彬、胡乔木。
冬训期间，杨拯民请冯文彬、胡乔木到冬令营当教员。两人见杨拯民跟大伙一样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十分满意地说：“好样的，有你爸爸那股志气。上延安够格了！”
杨拯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遇见了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陈因。她本是杨拯坤的同学，杨拯民对她早就熟识。这次旧友新遇，产生了恋爱关系，并于1942年在延安窑洞里结婚。同年，18岁的杨拯坤，已在张蕙兰的抚养下读完了高中。选择志愿时，张蕙兰说：“你爹到现在还没放出来，国民党哪儿没你的路。跟你哥一样，去延安吧！顺便给你哥嫂捎些被子、衣服去，告诉他们不要想家，你奶奶由我和你茂三叔照料，放心好了。”
1943年10月，杨母孙一莲病故于三原县东里堡。张蕙兰送走婆婆之后，就将全部精力放在抚养谢葆真留下的4个女儿身上。
谢葆真出国之前将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杨拯陆4个女儿留在孩子姥姥家。她归国被囚之后，姥姥家生活非常艰难，加上姥姥身体越来越差，这4个孩子都先后回到了张蕙兰的身边。一年又一年，张蕙兰仍像照顾杨拯民、杨拯坤那样，把这4个孩子抚养成人，全都送上了革命道路。
孩子们成婚之后，很快有了下一代，养育孙子辈的任务又落到了张蕙兰身上。长子杨拯民的5个孩子、杨拯坤的果朗、小鹿，杨拯美的小露等12名第三代都是她从小带大的。加上“阶段性”抚养的，总数在30人以上，大的走了，小的又来了，她家简直成了幼儿园。
除了养育第三代，她还将生活没有着落的罗佩兰的妹妹罗志钧一家接到红埠街家中居住，并把谢葆真的妹妹谢玉珍的女儿谢冀接到身边来上学。杨虎城胞弟杨茂三的媳妇早年病故，留下了幼小的杨拯晋、杨拯湘两兄弟，张蕙兰就将两个侄儿拢在身边，直至长大成人。
借此机会，简要介绍一下张蕙兰所抚育的6个子女的生平：
杨拯民，男，1922年生，17岁参加八路军，27岁任大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后任玉门油矿矿务局局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建材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98年10月23日病故。
杨拯坤，女，1924年生，曾任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北京市政协常委，1994年病故。
杨拯美，女，1932年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杨拯英，女，1933年生，曾任陕西省政协委员。
杨拯汉，女，1935年生，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常委。
杨拯陆，女，1936年生，195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任克拉玛依油田女子采油队队长，1958年在中蒙边界的塘湖盆地遇寒流突袭而殉职，被授于“党的好女儿”、“模范共产党员”等称号，安葬在西安市烈士陵园。她的模范事迹成了电影《呼唤》中女主人公的原型，她献身的地方被地质界命名为“拯陆构架”。
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先后赴难的有谢葆真和她19岁的儿子杨拯中、狱中出生的8岁幼女杨拯贵等十余人。噩耗传到西安，长子杨拯民立刻接灵去了。
张蕙兰经受不住如此打击，悲愤得旧病复发。她躺在床上，好几天不能进食。稍有好转就拄着拐杖去西安城外选择墓地去了。
长安县韦曲乡杜公祠西侧有一块高地，从上可以俯视下边的一片平川，张蕙兰用各界人士捐来的钱，买下了7亩地。有人问她为什么买这么大墓地，她说：“老蒋太狠毒了，杀了我一家4口还不够，连警卫员、副官，还有宋绮云一家3口，小孩也不放过，都是冤魂呀，把他们埋在一起，只要我活着，每年清明节，都会来祭坟扫墓的！”
丧事结束之后，杨拯民、陈因夫妇就远离西安到玉门油矿任职，杨虎城的胞弟杨茂三亦有工作在身，整个陵园的立碑、种树、修路、挖排水沟等繁重的续建任务就都落在张蕙兰一人身上。从1950年到1956年，整个陵园的修缮和管理都是她一人经营。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日时，她将陵园交给了长安县政府管理。杨虎城被定为烈士后，陵园的名称由“杨虎城陵园”正式由政府命名为“杨虎城烈士陵园”。后经拨款修缮，陵园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9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人民敬重张蕙兰，解放后接连好几届选她为西安市人大代表。党中央关怀她，为了她后半生生活有着落，邓颖超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建议，在陕西省政协里给她安个位置，以便领到一份薪水。因此，她成了陕西省历届政协委员。邓颖超曾让人带着礼品去看望她，她则让儿子杨拯民将临潼的柿子、石榴等土特产带入中南海，答谢邓大姐和中央领导的关爱。
1993年2月7日，张蕙兰病逝于西安，享年90岁。乡亲们敬赠挽联曰：“贤妻良母敬老抚幼堪称懿范，辛劳一生节烈奉献功在国家。”横披是：“无名英雄。”
弥留之际，张蕙兰对子女们说，想葬在杨虎城身边，又怕自己不够格。
子女们含泪而泣：“娘的恩德照千秋，我们感激您，人民感谢您。活着您不能跟父亲在一起，死了一定要葬一块！”
陕西省政府批准了张蕙兰子女的请求，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那座新坟。
来源：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