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义乌育智教育中心，周晓丽到宿舍喂不能自理的孩子吃午饭

     【《中国企业家》】周晓丽自称电脑白痴，上网不多，更不玩微博，直到今天，她还是对自己的走红路径感到茫然，“怎么就这样了？”她拧着眉毛问，但没人能给她一个确切的解释，反正就是“红”了。她抬手捏了捏胳膊，“我原来有100多斤呢，就这两天瘦成这样了。”

    这件事上，微博显示了其巨大的传播能量。5月30日晚8点，@动漫信徒周宇 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条颇为煽情的信息，称“周晓丽是浙江义乌一个千万富翁的女儿，抛开父辈赚钱的生意不做，卖掉机器腾出厂房创办脑瘫康复部和育智教育中心。她以慈母般的爱心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脑瘫、智力残疾的儿童，让许多患儿开口说、重新站立。”直到今天，仍有类似的微博在不断发布。

    6月1日，《都市快报》驻义乌的记者董齐接到周晓丽的电话，“她说大家把她拔得太高，心里慌得很。想约我过去一趟，看看能不能再出个报道，平息一下这股热潮。”

    第二天董齐去了，6月3日，题为《千万富翁之女收治900余名智障儿童》的整版报道出炉。副标题为《网友高调力挺：这才是真正的白富美 周晓丽低调回应：只想安静做事 网友把我拔得太高》。

    然而这篇报道却没能让周晓丽如愿，反而因为《都市快报》更广泛的传播量，让更多人知道了她。赞美如潮水般涌向这个33岁的浙江女子——“最美富二代”、“中国人的脊梁”，似乎周晓丽的出现成了“富二代”们难得的“正面教材”。

    另一方面，采访的、问诊的、求职的、表扬的、要捐款捐物的，甚至还有卖药的和卖音乐疗法的都找上门来，或热情洋溢，或苦口婆心。家里的、学校的、丈夫的电话也都相继被打爆，她觉得自己仿佛无处可逃。

    周围的朋友们也开始调侃她，“她们叫我‘富二代’，‘千万富翁的女儿’，我羞都羞死了。一千万在义乌，哪好意思说自己富啊！”坐在面馆里，她要了一份炒米粉，等候的间隙，忍不住吐槽。简单的灰色背心，黑色七分裤，头发随意绾在脑后，素面朝天的脸上，黑眼圈不听话地跑了出来。

    周晓丽身处的窘境是，她红了，并不是因为她做了好事，而是因为“富二代”做了好事。对这个“富二代”的爱，更多是出于对其他“富二代”的恨。“富二代”与“慈善”的组合是此事件得以大能量传播的根基，至于她需要怎样的支持，似乎没有人对此真正感兴趣。人们甚至有意无意忽略了，其父周华龙的千万家产除了房产外，已经全部投入到了学校建设中。

    姐姐

    “我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伟大，也不喜欢被那么多人评论，即便是夸奖，我也觉得不舒服，怪怪的。”周晓丽说，“一开始，真的就是为了弟弟。”

    小自己17岁的弟弟周锦康是周晓丽接触的第一个脑瘫和智力障碍儿童。1996年，周晓丽读高三，弟弟周锦康出生。父母老来得子的兴奋还未退去，弟弟被诊断为脑瘫。

    在带着弟弟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周晓丽与石家庄脑瘫医院的马飞相恋成婚，之后，马飞随周晓丽回到义乌。原本办了个彩印厂，年产值四五百万的周华龙也想培养女儿女婿继承自己的事业，但奈何小夫妻的心思全都用在了脑瘫康复和智障教育上。2001年，脑瘫康复部在彩印厂里成立，到2004年年底，由马飞担任主任的义乌市残联脑瘫康复部成立。2005年，义乌市残联育智教育中心挂牌。

    通常，面对孩子的残疾，一个家庭的命运和思维方式也就此改变，有的人选择丢弃孩子，也有人选择了面对，而周晓丽这样的更不是个案。“在义乌还有一个叫徐仙琴的爱心妈妈，教聋儿开口说话，因为她的儿子本来失聪，被她教得能说话能上学了。”义乌市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杨立仙说，“要亲力亲为地去建一个学校，把时间和精力投进去，确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付出。”除此之外研究自闭症的田惠平，救助唇腭裂的李亚鹏，最初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脑瘫往往还会伴随智障一起出现，弟弟周锦康就是这样的例子。2004年，弟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当地却没有一所学校可以接收他，当时的特殊学校以聋哑等非智力残疾儿童为接收对象。周晓丽只好自己想办法教弟弟，连带的还有周围几个智力障碍的孩子一起。“这事就是这样，我不能放弃我弟，所以就开始想办法教他，后来人越来越多，觉得还能照顾得过来，残联又很支持，给我们补贴，那就做下去。虽然很累，但是这事开了头，有时候是不忍心不继续下去。”

    虽然几乎所有熟悉周晓丽的记者都告诉我，“晓丽很早就说太累了，有时候真不想干了。”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诉苦，一旦发现又有新的特殊儿童需要得到教育机会，她又会忘记自己的抱怨。

    现在周晓丽最担心的是因为报道的广泛传播，会让很多人对马飞和这所学校抱以过高的期望，“他也不是神仙，治疗效果因人而异，那么多人慕名而来，没能力收人家也不行啊。”学校现在已经有30个脑瘫患儿和122个智障患儿在此治疗，不论教室、宿舍、治疗师还是保育员，都已经处于满负荷运转，“隔壁兰溪最近有很多智障的孩子家长说学校关闭了要过来，但我真的没有能力接收了。”她叹气道。

    政府和姐姐

    孩子们因为疼痛而哭喊、求饶的声音一整个上午响彻三楼，有家长怕马飞因此觉得烦，要求孩子闭嘴不哭，马飞阻止，“哭吧，哭出来了就不会那么疼了。”

    每周一到周五，马飞的按摩从七八点开始，十二点半左右结束，期间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中午饿了，就下楼匆匆吃点东西，回来接着按。

    这天上午，在孩子哇哇的哭声里，一个年轻女孩跑来应聘，半个小时后，她和周晓丽谈定下周上班。女孩带过自闭症孩子，这是周晓丽颇为看重的一条，“我对这类孩子很有兴趣。”

    和那个女孩谈到待遇的时候，周晓丽略略有些为难，“试用期是1800，这个确实有点低，五险一金都有。”就在育智学校对面，花厂贴出的招聘广告，月薪开到2500－4500。

    女孩犹豫一下，掏出证件复印件，“看一下毕业证吧？”

    “不用，我们不看这个。”

    女孩塞过来，周晓丽扫了一眼，惊喜道，“你有教师资格证！太好了！有证的，教育局每个月有一千还是两千津贴来着？”

    她扭头问马飞，马飞抬起头缓声道，“嗯，确实是有的，下午我去教育局的时候问问。”

    按摩结束，马飞开车回义乌市区，他要再去找当地教育局问一下办学经费的问题，“公办学校那笔钱听说已经拨下去了，这边还没到，让马飞再去问问看。”周晓丽说。

    2005年7月，“义乌育智教育中心”正式挂牌，2011年，转为“义乌市残联育智学校”，由民办培训机构变成民办学校，性质从营利性变成了非营利性。虽然周晓丽从未有过营利的心，但这样一来，根据浙江省一系列鼓励民办学校和特殊学校发展的政策，周晓丽的学校可以从教育部门获得10倍于普通学校的教学经费拨付，可以大大缓和越来越高的物价和人工费用带来的资金压力。

    据杨立仙介绍，去年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的聋哑儿童开始能够借助助听器和语训方式获得和正常孩子相近的学习能力，义乌市公办特殊学校里的聋哑儿童渐渐转移入普通学校就读，特殊学校开始接收一部分智障儿童入学，“先从智力水平相对高一点的孩子开始接收，慢慢地再接收智力水平相对低一些的。”由于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更好，家长也愿意将孩子放到体制内的学校里，周晓丽的育智学校可能会在未来减少一部分学生。“至于会不会把当地所有的智障儿童都接收到公办学校，这个现在还不好说，那些智障程度重的孩子要配备更多的保育员，但政府如果真下了这个决心也不是不可能解决。”

    现在，周晓丽这儿有三分之一家庭困难的学生在免费接受治疗。义乌市残联按照每个当地有残疾证的孩子每学期4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学校另外也收取一部分伙食住宿费，加起来一年有80万元左右，2009年工资和物价上涨之后，开始感觉到吃力，“23位工作人员每人月均工资2000元，一个月是4万多，一年是40多万；中心每年的伙食费也要40多万，几乎没有盈余。”

    2010年，周晓丽开始和朋友合伙做些小饰品生意，朋友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里有一个铺面，去年一年赚了几十万，算是有了进账，“之前学校里事情太多，没时间做别的，就靠那些补贴运转着。女儿上学了，以后花销会越来越大，做点小生意赚点钱，不然总这样也不行。”

    周晓丽一直最坚持的是不要捐款，“现在政府很支持了，要是加上教育局的补贴，学校运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也就贴了这厂房的租金，现在按市价大概一年35万左右。但我现在可以享受生活，开什么车吃什么饭，心里都很踏实，因为这些是我自己的钱。如果有捐款进来，说实话，我很怕有人会说你拿着捐款过好日子，我可受不了这指指点点。”

    前些天有一个“拍客”在周晓丽学校门口拍到她的车子是宝马X5，非常惊讶，说“你怎么开这么好的车。”周晓丽很生气，“这在义乌能算什么大不了的好车呢？再说，难道非要我过得紧紧巴巴的才能去做好事吗？”

    我们和姐姐

    周晓丽不接受社会捐款的另一个原因，是她对于智障儿未来的出路感到异常茫然。有时候，她会盯着网上的新闻出神，不管是救助失学儿童的，还是帮助读写困难儿童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她都觉得比她这里更值得获取捐助，“捐款到了他们手里，真的能改变命运，到这些（智障）孩子手里，好一点的将来能生活自理，差一点的，可能还是永远都要靠家人和社会扶着。”她叹口气。

    弟弟周锦康现在已经16岁，在马飞的治疗和周晓丽的教育下，已经能够走路、吃饭，也能够上网浏览，但距离完全自理却仍有距离。“有人给他盛饭他就会吃，不给他盛，他也学不会。”周晓丽担心的是，这样的孩子在离开特殊学校后，如何面对茫茫的人群和从未熟悉的社会。

    曾经，育智学校有个智力障碍的孩子手很巧，善于拿竹条、可乐瓶等做小手工，直到现在三楼的康复室里还放着她当年编制的花篮。周晓丽因此产生了建立一个工疗站，让智力障碍的孩子能够有一门能自食其力活下去的手艺的念头。

    义乌作为小商品集散中心，国际商贸城每年仅加工费用就有30多个亿，全国妇联在这里设立了“市场带千村”的农村妇女就业项目，周晓丽觉得让孩子们也做做这手艺，既能补贴生活费，又能锻炼下孩子精细操作的能力。

    但最终工疗站只尝试了几个月就宣告停止，一来货源太难找，能允许孩子们慢慢做的生产商太少，“他们大多数都是赶工期的。”二来也没有办法要求孩子们的操作能足够标准化。在全国高喊创意产业和电子商务的时候，周晓丽也始终很难想出一个适合这些孩子的谋生方式，工疗站也就成了遥遥无期的事。

    而另一方面，她发现要让社会真正能够接受这些孩子仍是困难重重。有的时候，当地会有些组织与他们联系，希望让当地其他的小朋友来这里和这些智障儿童联欢，但他们往往会要求，“能不能找一些程度轻一点的孩子出来，别吓到正常孩子。”周晓丽则回应，“他们要是害怕就不要来了，你派那些不害怕的来。”

    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成为作秀的工具，但同时也理解对方会对智障孩子产生的误解，“没接触以前很多人都会觉得智障孩子脑子不好，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伤到别人，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们通常比一般人更简单，更不具备攻击性。况且如果真的接受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而不是只接受那些程度轻的。”

    过去每年暑假，杭州的大学生和当地浙江师范大学的学生也会过来和学校老师一起带暑假住校的孩子去外面公园里逛，“但是孩子们出去，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用看怪物的眼神看他们，次数多了，就不大想再带着他们出去了，心里难受。”

    究竟是让孩子们更多地融入社会，还是远离社会歧视，躲在小小的“乌托邦”里，周晓丽需要取得一定平衡。一方面她也希望孩子们被社会接受，能够适应社会，但另一方面他们能力有限，又实在容易受到伤害，在社会风气没有好到大家都会主动去爱护他们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所以这次“走红”，她郁闷的是“为什么关注的是我们而不是孩子？”

    “我想过让孩子们学做面包，但是这个怎么做，店怎么开，怎么才能赚到钱，不知道找谁去问。”周晓丽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很无奈，十年的时间都用在了学校的日常运营上，却依然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

    她现在开始学习使用微博，并欣喜地发现，就在南京，爱德基金会赞助的智障儿童面包房已经有了实体店并开始试运行，也发现暨南大学的赛扶团队设计出了“阳光农场”的智障人士就业试验，“农场这主意太棒了，我怎么没想到！”她兴奋地冲马飞喊，“这下我要好好学习了，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在和我做一样的事呢！”